岸田文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内涵和方向

岸田在担任安倍内阁外相时，主张日本在对华关系中保持克制和谨慎，曾赢得“鸽派”名声。但在竞选季及上台后，岸田一改温和做法，重新考虑自我立场，似正加入日本国内对华“鹰派”行列，转而采取更加强硬、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显然，岸田率领归来的，是异化变质的“宏池会”派系及其理念。

岸田上台执政不久即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称其有三大支柱：“珍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原则”，“积极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和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在内的全球性课题”，“坚决守护国民生命与生活”。其核心内容是，致力于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以日美同盟为基石，进一步提升日美澳印合作，并努力与欧洲、东盟等伙伴国家携手。可见，总体上，岸田继续在安倍和菅义伟设定的道路上前行，在沿用日本外交政策旧核心原则上保持着很大的连续性，其“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新时代”意涵不甚明了，但“现实主义”的味道却很浓，这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防军事。在岸田政府领导下，一场关于改变日本国防态势的争论也在积极展开。岸田在其施政报告中概述的第二要务是：大胆地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承诺将考虑所有选项，包括获得攻击敌人基地的能力。岸田政府还在推动日本重新审视防务态势，包括公开争取获得远程导弹打击能力等进攻性战争工具；计划大幅增加防务预算，例如，2021年11月批准了68亿美元的创纪录补充国防预算，其后又通过了530亿美元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2022年度国防预算。这些预算的一部分将用来支持网络和空间技术、隐形战机、先进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甚至电磁轨道炮技术的发展。

二是经济安全。岸田认为保障日本经济安全是其政府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优先事项。其上任后推动或协调的三大重要举措是：快速设立一个新的内阁职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负责解决从网络安全到供应链和电脑芯片等问题，协调政府减少对华依赖、对抗“经济胁迫”以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举措；引导党政内部探讨并推动国会通过“经济安全法”；寻求日美联手打造“新巴统”机制，聚焦技术投资、供应链合作以及对华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事项，此即体现于2022年1月日美首脑会谈宣布新建的经济“2+2”会议机制——“日美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

总体而言，岸田的“鸽派”立场逐步转为强硬姿态，逐渐回到甚至部分超越了安倍早年颇为自信的外交政策。究其原因，为如下四点：

一是整个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的压力。日本国内的鹰派声音日渐盛行，要求政府采取强硬姿态的压力继续加大。岸田在政策选择上受到了自民党内部强大保守势力的制约，很难对前任的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只能大体保持一致。至少从表面看，岸田当前并未远离“安麻体制”的影子。

二是保持执政及权力所需。岸田显示出的鹰派姿态，显然是不希望被认为过于软弱而影响选举及执政前景，这也反映了自民党内日益加重的“疑华”趋势。岸田胜选的部分原因是在竞选中采用强硬外交政策话语，迎合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党内鹰派，从而吸引保守势力的大量支持。

三是岸田外交政策愿景的主体演变。岸田有从其自身政治属性出发，塑造自我特色政策的政治需求，这也是将其内阁与前任政权区别开来的关键。包括在其他对华政策方面，岸田也一直试图表明其将独立自主、主体施策。

四是美国因素的影响。推动岸田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作用力，是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策新取向。岸田重视的国防军事、经济安全、人权外交，也与华盛顿的优先事项基本一致。在此情况下，日本的选择颇受限制、难以均衡。

岸田外交团队具有一定的谋稳、平衡特点

岸田大概率将保持日本外交政策既有的基本轨迹。尽管如此，岸田对华外交也并非没有一些自我特色和新重点。其总特点是，面对内外重大局面，比较“理性”“平稳”，谋求多元对冲、微妙平衡。岸田提出与中国打交道的三个原则：说该说的话（直言不讳），敦促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其还表示，中国在经济与安全上正成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必须以“现实主义”与中国打交道，继续摸索稳定的对话接触与关系构建。

岸田具有作为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外相的背景，精通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此点与安倍和菅义伟颇为不同。其上任前后，多次表明重视高层沟通对话，要求交往磋商。因知晓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艰巨性，岸田在处理两国问题时较为谨慎与理性，任用其政治盟友林芳正担任外相，并非出于亲华但至少也释放出对中日外交接触持开放态度的信号，也显示其有信心顶住党内及政坛要求对华升级外交战的压力。林芳正在担任外相后，亦多次强调对华构筑建设性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表示日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都越来越重要。

因此，岸田外交团队相对具有大局观和平衡意识，认识到总体保持多维对冲、动态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对复杂曲折的中日关系，岸田与林芳正在答辩重大敏感问题时，往往避免采用“非黑即白”两分法以及极端过激的言辞。考虑到日本的国内压力和外交挑战，岸田政府不得不选择一种混合策略，以便能巧妙地将威慑和对话结合起来。同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岸田的外交政策议程首先服务于重要的内政优先事项，需要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竞争与合作之间求得最佳折中效益，这也使得其必须在重大的经济振兴抱负和地缘政治志向之间维持一种最低的动态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0年萎缩了4.8%，2021年GDP增长率仅为1.6%。然而，即使在疫情期间，日本对华贸易额的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小，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历史新高。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复苏至关重要，岸田政府至少短期内不太可能找到替代支柱。岸田承诺将推行一种日式“新型资本主义”，以促进更公平的增长和再分配。因此，岸田政府即便非常关注经济安全，但也充分注意到维护中日经贸联系非常重要，认为应该从日本利益和中日关系的实际出发，实施与美国有所区别的政策。

宏观趋势：日本对华政策的范式变化

个人和党派因素并不是决定日本近年来对华政策的结构性作用力。如果从更宏观的视野来观察，我们可以注意到更大的结构性原因及其规范作用，这使得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在近年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范式变化，即双方的基本相处之道、过去公认的共识基础，正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

一是在军事安全政策上，日本加速国防战略转型。紧盯军事前沿及高新边疆，小步快走，发展跨域甚至全域军事力量建设；发展远程打击尤其是导弹攻击力量，攻击型军力逐步成军；西南岛链逐渐“军事要塞”化。以上各点，将直接或间接反映到今年底修改出台的新版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计划大纲》中。

二是在经济安全政策上，日本政府将经济安全列为治国优先事项，岸田上任后亦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放在理政首位，预计很快就会推动国会通过“经济安全法”。日本此举，与其地缘经济竞争及印太战略的经济部分紧密挂钩，同时日美还寻求建立“新巴统”、日美欧三边协调联动谋建世界新经贸格局和秩序，意在通过“小院高墙”及对华广泛竞争，保护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正向互补的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一大变化。

造成以上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对华认知出现了如下重大偏差。只要这些因素保持不变，包括岸田政府在内，日本对华政策就不太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一是日本近年《外交蓝皮书》与《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每年都在高调反复渲染安全环境险峻及中国“军事威胁”，将中国崛起作为风险与威胁并持有高度警戒。这其中，既有建构主义理论界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认同原因，也有现实主义理论所称的安全与经济利益问题。

二是需要背靠美国并利用“日美+X”合作形式。2021年拜登上台后，日本积极影响并主动塑造促使美方政策调整，将日美同盟作为对华制衡的硬核基础。将美国留在亚太、使美国深度介入东亚事务，是日本大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核心内容。为此，日本积极利用形势，主动创造条件“留美用美”。

三是从全球形势、中美关系看，日本判断，中美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全面化、尖锐化趋势，是结构性矛盾，总体上难以逆转。美国对华博弈需要日本帮扶，也需要团结盟友、一致对华。同时，2030年之前，日美或日美欧对中国仍具有综合优势，联手可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四是日本主观认为，对华博弈的代价大体可以承受。近年，日本政府一直在“安全关切”与“经济联系”之间寻找平衡，表示要维持正常的中日经贸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没有导致这种微妙的平衡态势被（大幅）打破，两国贸易额或日本对华出口，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局面。日本对此研判，中国对日本经济亦有需求，尤其在中美博弈加剧、美国对华脱钩封锁情况下，由于大局因素的作用，中日关系不会完全破裂。

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政府今年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岸田将面临一系列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将为日本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定下基调。中国重视“宏池会”这一派别的执政，并正在审慎观察其言其行，希望其在修复双边关系方面取得成果。此正如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时表示的：当前，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双方重温初心，相向而行，共同迎接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

对此，中国首先应充分把握并利用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之机，加速改善战略与均势格局，增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硬核军事实力。其次，应深耕地区外交，拓展欧亚纵深，与周边国家积极沟通、合作，互信共进。再次，在地区合作及区域融合的多边主义潮流中处理中日关系，着眼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体系调整的大变局，加强RCEP及中日韩合作下的区域经济融合与命运共同体建设。最后，以中日复交50周年为契机，对日开展积极外交与主动塑造，包括但不限于：稳妥创造契机与岸田政府增进高层互动，继续借助北京冬奥会开展的中日体育外交契机，推动民间友好交往和“二轨”外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营造合适氛围；赓续加强与日经济界交流，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加强规则塑造、供应链维稳与重构协调，力争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构建新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①高洪：《岸田政权的政治光谱与其对外政策走向》，《世界知识》，2022年第4期。

②刘江永：《岸田文雄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世界知识》，2022年第4期。

③杨伯江：《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底层逻辑》，《世界知识》，2022年第4期。

④朱锋：《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再分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