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就我国的“人权”问题频频发声，表达其外交关切。在此背景下，本文依据时间顺序简要梳理了冷战后日本关注“人权”问题的情况及近年来日本涉华“人权”的情况。

一、日本政府及民间关注“人权”问题的简要情况

冷战后，日本愈发将“人权”问题作为其外交战略考量的重要因素。1993年日本发布的年度外交蓝皮书，首次出现了“人权”专题。1998年12月，时任首相小渊惠三出席日本-东盟首脑会议时，明确了日本将“人的安全保障”作为其亚洲外交基本理念的战略规划。1999年8月，日本政府在“ODA中期政策”中，明确表示要将“人的安全保障”作为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权”外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权”问题在日本对外援助以及对外关系中的战略比重不断增加。2002年2月，日本对外关系特别工作小组提交了《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报告，就如何通过“人权”维护日本国家利益提出了建议。2003年8月，日本外务省公布新修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强调制定一贯性的援助政策，继续加大对受援国国内“人权”、“民主”状况的关注。2005年12月，日本内阁决定设立专职“人权大使”，在绑架问题上向朝鲜施加“软压力”并任命外务政务官山中华子为“人权担当政务官”。同月，小泉纯一郎在东亚领导人多边会议上发表演讲，声称要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遍价值来构筑“东亚共同体”、“争取建立理解亚洲传统与价值的共同体”。2006年6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朝鲜‘人权’法案》，表明若朝鲜不改变在绑架问题上的姿态，日本政府将对朝实施经济制裁，如停止向朝鲜的汇款、保护“脱北者”、向相关民间支援团体提供情报及财政援助等，与此同时还将12月10日至16日定为“朝鲜侵害‘人权’问题启发周”。

此外，日本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层面也展开了“人权”外交的努力，并多次出席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2006年5月，日本放弃当年的“争常”后尝试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国并当选。2006年6月，外务省前政务官山中烨子出席第一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包括解决朝鲜绑架问题，并表示支持早日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08年3月，时任外务大臣政务官中山泰秀出席第七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强调延长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期，以改善包括绑架问题在内的朝鲜“人权”状况。2009年3月，日本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北岛信一出席第十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强调朝鲜“人权”状况仍然严峻，并表示日本为实现中东和平做出了诸多贡献，且致力于改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2010年3月，时任外务大臣政务官西村智奈美出席第十三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对东盟设立政府间“人权”委员会表示欢迎，并强调朝鲜仍存在系统性和普遍性的“人权”问题。2011年3月，时任外务大臣政务官山花郁夫出席第十六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敦促利比亚当局停止使用暴力，尊重“人权”，并表示支持有关改善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2012年3月，时任外务副大臣山根隆治出席第十九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强调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改善叙利亚的状况，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关于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在此期间，以“人权”事务为中心的NGO也不断涌现。如2006年7月，总部设于日本的Human Rights Now成立，该组织旨在调查并发布未曝光的“人权”问题。

2012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所信表明演说中指出，“日本政府致力于在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战略外交”，由此开启了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此后，日本对国际“人权”事务的关注与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相关会议上频频发声。2013年2月，时任外务大臣政务官阿部俊子出席第二十二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呼吁继续通过外交手段改善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并支持提出关于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2014年2月，时任外务大臣政务官石原宏高出席第二十五届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表示日本将与欧盟一起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并呼吁继续利用外交手段改善叙利亚的“人权”状况。此后的多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日本均表示与欧盟一起提交关于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并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施压。除了积极利用联合国渠道外，日本参与国际“人权”问题的主体以及关注的“人权”问题范围均更为多元。2020年10月，日本政府推出《日本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NAP），强调商业活动中的“人权”问题。2021年3月，市民社会空间NGO行动网络（NANCiS）呼吁广大民间组织及社会团体为缅甸的民主、“人权”问题发声并采取保护行动。2021年5月，自民党外交委员会发表关于“人权”外交的建议，提出运用现有外汇和外贸法律处理“人权”制裁的问题。

后安倍时期，日本“人权”外交更加活跃。2021年4月，日本“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成立，中谷元和山尾志樱里任联合会长。该联盟通过决议指责在新疆、西藏、内蒙、香港、缅甸等地的所谓“人权”事件，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调查、公布国外的“人权”问题，并呼吁颁布实施《人权侵害制裁法案》。2021年5月，“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第二次大会公布了处理 “人权”问题的相关法律草案。2021年11月，岸田文雄新设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并任命前防相中谷元担任该职务。2021年12月，“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第八次大会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推进“人权侵害制裁法”及“人权尽职调查法案”。同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加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强调日本重视以民主主义和“人权”为首的所谓普世价值，并表示日本目前正向世界逾74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提供相关制度构建方面的支持。2022年1月，首相辅佐官中谷元与美国副国务卿泽雅（Uzra Zeya）就民主、“人权”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深化在“人权”领域的合作。

二、近些年来日本涉华“人权”的简要情况

近些年来，尤其是安倍政权以来，日本屡屡指责我国的“人权”状况，涉华“人权”外交动作频频。2013年1月，日本参议院向国会提交的请愿书中要求日本政府努力解决中国及中国周边地区的“人权”问题。2014年9月，日本NPO中国‘人权’促进基金成立，旨在掌控中国的“人权”状况。2018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表示日本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2020年6月，中谷元及山尾志樱里代表日本参加了“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会上，中谷元抨击了中国的“人权”等问题。2020年7月，安倍晋三同澳大利亚总理通电话时就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表达“重大关切”。2020年11月，日本“全国地方议员支持维吾尔人协会”成立。

菅义伟政权时期，日本明显加强了对华“人权”外交力度。2021年2月，“日本议会对华政策联盟”（JPAC）发表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声明。2021年4月，“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就新疆、西藏、内蒙、香港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提议制定一项决议。2021年4月，菅义伟与拜登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对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2021年4月，支持维吾尔族的日本地方议员举办“维吾尔族证言集会”。2021年4月，“日本维吾尔协会”与Human Rights Now公布了针对日本企业的调查结果，指出这些企业的合作伙伴在新疆从事“强制劳动”。2021年5月，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时，就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及东海、南海局势表示关切。2021年6月，“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第四届大会赞同《对新疆等地‘人权’问题的谴责决议案》，再次对新疆、西藏、内蒙、香港等地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同月，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举行外长和防长“2+2”磋商对话，对新疆“人权”和香港民主机制表达关切。2021年8月，在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上，美日等国联合以“人权”为由指责中国。

岸田政权时期，日本对华“人权”外交又有新动作。2021年12月，日本联合七国集团国家发表所谓外长声明，对香港民主、“人权”问题表达关切。2022年2月，日本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了涉华“人权”决议，对新疆、西藏、内蒙古、香港等所谓“人权”问题表达关切。2022年2月，“日本维吾尔协会“等8个人权组织举行反华游行，抵制北京冬奥会。2022年2月，日本维吾尔协会向千叶市图书馆捐赠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漫画书。2022年5月，日本和欧盟举行峰会，对香港、新疆“人权”状况表示关切。

由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权”外交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日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由外交战略报告中的“人权”专题，到通过涉外“人权”法案，再到设立“首相辅佐官”这一专门职位专门处理“人权”问题。其次，从参与主体来看，日本“人权”外交呈现出官方为主，民间为辅的态势。再者，就地域而言，日本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亚洲地区，而其“人权”关切对象国逐渐由朝鲜转向中国。最后，从方式上来看，日本的“人权”外交采取了内外结合的方式，不仅在国内有所行动，同时还十分注重利用各种国际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