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当年中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离不开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努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为两国民众幸福与世界和平发挥政治智慧，充满勇气地共同做出了英明决断。中日两国民间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刘德有在文章中指出，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天，我们回顾往事，纪念半个世纪前的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进而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历史性时刻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进入7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热潮，日中友好的气氛十分浓郁。那时，日本从南到北，从东至西，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掀起了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从战后的日中友好运动来看，我认为它有着自己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战后初期，实际上日本就已形成了两股力量，并长期对峙，焦点是敌视中国还是与中国友好。较量的结果，后者终于发展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汹涌澎湃的巨大洪流。而这股洪流在开始时还仅仅是点点水滴，后来逐渐发展成涓涓流水，最后汇合成了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64年秋，中日两国战后第一次互派记者时，我幸运地被选为首批驻日记者派往东京。我出生在辽宁大连，曾在大连从事教学工作，后来调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做翻译、编辑，从此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从这年9月起，我常驻日本，开始是《光明日报》记者，后为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首席记者。

从那时起，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深切地感受到日中友好热潮日益高涨。50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得以亲身参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两国关系历史性伟业的采访和报道，亲身经历了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以及后续过程，实地观察到日本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名身居东京的记者，当时我从早到晚紧盯电视机，广泛阅读日本的早报、晚报，以及实地采访，密切地关注中日双方的动向。这对于中国记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因此，常有人羡慕地对我说：“你可真是占尽了记者的好处。”

回顾复交前后，有几件我亲历的事情或者说历史性时刻是无论如何必须提到的。

（一）中日领导人英明决断，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二战结束后严峻的冷战局势中，中日两国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当时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努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为两国民众幸福与世界和平发挥政治智慧，充满勇气地共同做出了英明决断。

1972年7月，日本政局发生了超乎人们意料的变化。亲美反华、执政八年之久的佐藤荣作下台，而顺应时代潮流的田中角荣出任首相。7月7日，田中首相在首次内阁会议上说：“要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伊斯梅尔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晚宴上对日方做出隔空回应：“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月17日，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赴日访问，抵达东京。担任副团长的陈抗（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即刻来到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此前，率领上海舞剧团访日演出的孙平化也来到联络处。陈抗告诉我，周总理在他来日前的一天晚上召集的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要向孙平化和肖向前进行传达。

周总理说：“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过去有过‘王国权旋风’‘王晓云旋风’，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就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早在1955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制定了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完整的、全面的对日政策总方针。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巨变，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全面改善的形势下，毛主席做出了与日本改善关系的重大决策。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做出的指示，为中日走向邦交正常化设计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作为驻日本的中国记者深切地感到，中日关系的局面从此就要迅速打开了。

（二）日本朝野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藤山酒会创造中方与大平外相会见的机会

中日关系峰回路转，形势朝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各界人士和友好团体要求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愈发风起云涌，日本各政党纷纷组团访华，频频举行各种会议，谋求与中国共同努力，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

1972年7月20日，日本前外相、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举行酒会，欢迎正在日本访问的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刚刚到任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局内人心知肚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藤山先生是想借此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我前往采访时方知，出席酒会的有很多重量级政府要人，包括大平正芳外相、三木武夫国务相、中曾根康弘通产相，还有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执政的自民党的“党三役”即桥本登美三郎干事长、铃木善幸总务会长和樱内义雄政调会长也现身酒会。此外，酒会上还可以看到在野党党首、其他政界要员以及经济界、文艺界的诸多名流和日中友好人士。酒会规模之盛大，气氛之热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为中国客人举行的历次欢迎活动中首屈一指。

藤山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点明了举办酒会非同寻常的宗旨，不禁令参加酒会的人们感觉到，中日关系不久就要出现重大突破。他在祝酒时，向客人披露了大平外相的想法，大平外相有意领导外务省同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开辟接触的途径。藤山先生深情地说：“日中邦交的恢复，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也许在明后天就能实现。这是我们的希望。”这句点睛之语，让每个在场的希望中日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人备受鼓舞。

随后，孙平化和肖向前也讲了话，他们对藤山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肖向前对盛况空前的酒会气氛表示“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相信两国关系不会停留在这样一个“气氛”上，还会不断发展。酒会上，中日两国新朋老友频频举杯，为中日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干杯。

记者们历来是最能敏感地捕捉历史性瞬间的人群。到场的日本记者又怎能放过这多年难遇的镜头呢？在骤雨般的快门声中，大平外相、藤山先生、三木国务相、桥本干事长和孙平化、肖向前相互拉起手，开怀大笑。人们从笑声中，感受到他们对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乐观之情，这也带动大家发出了愉快而会意的笑声。

（三）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邦交正常化访华，周总理欢迎并邀请

藤山酒会可谓当时一次重要的安排。正是此次酒会，让孙、肖二人与大平外相得以首次见面，从而为其后的重要会晤与磋商铺平了道路。

1972年7月22日和8月11日，大平外相在东京大仓饭店两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这两次会见的消息，虽然是我们向新华社总社发回的，但由于会见是非公开形式进行，消息都是由孙、肖二人口授给我们，无法报道其具体内容，所以每次会见的消息都很简短。

大平外相在7月22日会见孙、肖二人时表示，田中首相与他是“一心同体的盟友”。他们一致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孙、肖转述了中国方面欢迎田中首相到北京直接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的意向，“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周总理的原话）。

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在大仓饭店会见孙、肖二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历程中，此次会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日报》就此次会见冠以耳目一新的标题——《大平外相会晤孙平化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决定访问中国》。

8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二条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则“新华社1972年8月12日讯”的重要消息：日本大平外相会晤孙平化、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华；姬鹏飞外长受权宣布，周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8月15日下午，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田中首相满面笑容地同孙、肖二人热烈握手，会见厅内记者相机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田中首相让孙、肖二人及其他中方人员在沙发上落座。主宾双方又拉起手来，满足记者拍照的要求。会见厅里人头攒动，使室内温度升高了不少。我观察到，田中首相的脸色通红，可能是因为体质一向怕热的缘故，但此刻他的脸色更像是因为格外高兴才显得涨红。

拍照结束，主宾双方转移到屏风的另一侧，开始进行会谈。会谈大约半个多小时后结束。孙平化走过来，把日本外务当局事前准备的对外发布消息的一张纸交给我，上面有用笔勾画、改动之处，看得出，这是双方刚才经过协商，对其做了一些修改。孙平化说：“这次谈得很好。田中首相问北京什么时候气候最宜人。我告诉他，最好是9、10月间。”田中虽然没有明确何时访华，但“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赶回驻地，以新华社的体例，按照孙平化交给的双方商定的报道口径编发消息，只是在表述上做了技术性调整。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竖排形式醒目地予以报道。

在报道中，“待田中首相访华日程确定后，再由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表述，主要是日方的意向：田中首相虽然认为解决日中邦交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尚需对自民党内意见进行充分协调，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因此访华时间不宜过早公布。报道中副题的重要表述是：“希望他（田中首相）同周总理的会谈将取得丰硕成果”。这是一句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表述，其中明确传达了田中首相不久将访华并通过与中方会谈一举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和信心。

二、中日谈判成就两国邦交正常化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田中首相访华并与中方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已经提到了中日关系的议事日程。《人民日报》1972年9月25日刊登了《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的通讯，署名“新华社记者”，是我按照总社指示，为了配合田中首相访华而赶写出来的。后来田中首相访华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我们是在东京通过电视屏幕实时观看到的。

（一）田中首相启程访华，周总理到机场迎接，中日关系迎来历史性时刻

1972年9月25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这一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及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将要启程飞赴北京进行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我们一大早就来到羽田机场进行采访。

那一天，羽田机场洋溢着热烈而隆重的气氛。日本各界政要以及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等陆续到达并在停机坪旁等候。东京时间７时50分左右，田中首相一行乘坐的黑色轿车驶入停机坪。田中首相在与送行的中日双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健步登上专机。

8时许，田中首相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启动。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立即用国际电话向总社报告：“专机启动了！”总社以快报形式向全世界进行了广播，新华社是世界各通讯社中最早报道田中首相一行离开东京前往北京的消息的。

对于我们来说，此次报道任务堪称一场重要的“战役”。为了圆满完成此项任务，临时请来两名华侨青年前来帮忙。办公室的气氛比往常紧张了许多，电视机一直开着，坐在电传打字机旁的译电员随时等待发稿……

北京时间11时30分，电视屏幕映出了北京首都机场。载着田中首相一行的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专机，在停机坪缓缓停下。舱门打开，田中首相走出机舱，等候在扶梯旁的周总理趋步向前，两国总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两国即将结束相互关系不正常状态的历史性时刻。

当天，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报均在第一时间用头版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例如，《朝日新闻》冠以大字标题——《日中如今握手 受到周总理等人的最高规格的欢迎》。

《朝日新闻》的西村记者在报道这一历史性场景时，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时那种凝重而无比静寂的气氛，简直无法形容。宽阔的北京机场万籁俱寂，宁静得像失去了一切声音。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40分，身着深色西装的田中首相，踏着铺有红地毯的扶梯，略微晃着身子，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眯缝着眼，看了天空，使劲闭着嘴，朝周总理的方向走去。

“身穿宽松的淡色中山装的周总理走上前去。两个人，柔和而自然地成了一体。一只手握了另一只手，两只手轻轻地上下摇晃了五六下。停了一小会儿，好像互相要确认似的再一次紧紧地握手。

“明媚、宜人的秋光甚至使人感到气温偏高。机场的混凝土跑道白花花的，而成为其背景的日航专机也白得耀眼。右侧军乐队的铜管乐器，闪闪发光。在这一切光亮的交错反射之中，只有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无声地上下摇动着。

“这是梦吗？不，不是梦。刚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手千真万确地握在了一起。实际上，握手的时间应该还不到一分钟。……但是，它却使人感到很长很长。……持续了40年的令人痛心的时间流向，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停滞了。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流的血和泪，在这灿烂的阳光下，像一股热浪升向天空。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些眩晕。

“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并排而行，检阅长长的仪仗队。……在仪仗队的队尾，站着冈崎嘉平太以及在北京的一批日本人。田中首相好像见到‘久违’的朋友，伸出了手。他一直紧闭着的嘴，这时才松弛下来，露出了笑容。”

《朝日新闻》在报道中突出强调了“握手”，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在北京机场紧紧握手的大幅照片，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把这一历史性时刻定格了下来。

那几天，对于身在东京的我们来说，电视是了解北京发生的一切的最快途径。我们兴奋地长时间在电视机前看着转播：中日两国总理会谈，人民大会堂欢迎宴会，田中首相游览长城和参观故宫，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首相一行……

（二）经过艰苦谈判，中日就邦交正常化达成协议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后，当天下午就同周总理举行会谈。从日媒报道来看，中日经过了艰苦谈判，双方都做了某些妥协。最后在联合声明中，日方接受了中方主张的“复交三原则”。

《中日联合声明》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问题，采取了分述中日双方立场的写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在这一条文中，日方采取了微妙的“迂回”表述方式，表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只是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三）大平外相宣布“日台条约”失去存在意义，周总理对大平外相高度评价

在中日会谈中，中方提出“复交三原则”的第三个原则，即宣布“日台条约”无效，这一问题采取了大平外相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外宣布的办法，而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关于大平外相对外宣布这一点，周总理表示欢迎。周总理说，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并当场写出交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总理。

在记者会上，大平外相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笔者注）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他指出：“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中作了明确表述。……按照我国承诺了波茨坦公告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在双方谈判陷于困难时，大平外相对于在联合声明中如何表述日本当年的侵华行为，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众所周知，田中首相在周总理的欢迎宴会上致词中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问题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这句话使周总理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也引起在场的中国人的强烈反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中国三千万人伤亡，这种行为绝不能用“添麻烦”来盖过的。

在次日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周总理严肃地表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首相解释，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随后周总理提出对这一表述必须加以改正，田中首相随即表示应当寻找能为两国国民所接受的表达方式。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首相时问，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田中首相说，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究竟应当如何修改？由于中方持严正的态度，大平外相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新的措辞，向姬鹏飞外长提出了一个方案。联合声明草案后经周总理并报送毛主席同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日方在联合声明中加重语气表述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联合声明中用了“痛感”“重大损害”“责任”“深刻的反省”等字眼，语气显然是加重了，但日方仍然回避了“道歉”的字眼。日方事后透露，大平外相在前往长城参观的汽车中，对姬鹏飞外长说：“如果把谢罪字样写进联合声明中，那么自民党就会分裂。希望中方能理解日本的复杂状况。”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平外相的苦心。

通过与日方的连续谈判，周总理接触到大平外相的处事和为人，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总理对身边的人说：“大平诚实无欺，不善言辞，是个内秀而博学的人。他诚心诚意辅佐田中，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有中日复交。”

（四）在日本感受举国欢庆中日复交的热烈氛围

1972年9月29日上午，日本大街小巷的公共场所，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司办公室以及很多家庭里，人们打开电视机翘首以待。

东京时间11时20分，电视屏幕上映出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庄严场面。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在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长桌前坐下，分别用毛笔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那天，我们焦急地盼来了各大报的晚报，它们都醒目地冠以通栏标题，配合大幅图片，从头版开始，用很大篇幅报道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

《读卖新闻》报道说：“签字仪式很简朴，但就在结束仪式的那一瞬间，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邦交，两国间存在的长期不幸的断绝的历史，被打上了终止符。仪式结束后，两国首脑举起酒杯，把香槟一饮而尽。然后，按照中国的习惯，互相照了一下酒杯，共同祝福两国的前途。”

《朝日新闻》特派记者畠山武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自从田中首相访华以来，经过四天不知疲倦的谈判，日中关系正常化在9月29日终于实现了。迎来日中关系史上巨大转机的这一天，北京的那些从事对日工作的人们都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正像两国总理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的在于‘建立长远的友好’，在它的深处蕴藏着永远不再重复不幸的过去和永不再战的誓言。这是日中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它有着足以改变世界潮流的力量。……然而，当我们想到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路程是多么的漫长时，深深感到要建立两国首脑所愿望的牢固的友好关系，绝不是很容易的。”

畠山武在报道中接着强调说：“现在，时代的潮流就像决开了堤坝似的，滚滚向前，在这种情况下，日中邦交虽然得到了恢复，但过去阻挠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力量，并不是都消失了。为了把这一值得纪念的9月29日作为起点，建立日中两国永久的友好关系，有必要铲除过去一直阻挠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那股势力。”

当前，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活生生的日本现实证明，畠山武记者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远见，也是非常深刻的。

三、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的中日关系早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法分割，也实实在在惠及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福祉，而且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诚然，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历经风雨，有起伏，有逆流，但主流始终是前进的。

回顾50年来中日关系的重要事件，其中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或参与的。我1978年6月结束了在日本长达15年的记者生涯，回国后在外文出版局、文化部工作，后来成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一直参与对日工作，始终保持着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关注。回顾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可以撷取几个正面和负面的重要事件。

（一）中日奠定和平友好的政治基础，高层与各界互动频繁，但两国关系出现波折

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显然是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和两国关系史的大事。为了夯实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相继签署和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还频繁进行了高层互访、政府和民间的互动等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一系列交往活动。通过1972年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两国结束20多年的隔绝与对立状态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以法律形式把两国复交时达成的基本原则确定下来。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坚持前两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补充规定了两国提升合作水平的领域和原则。

此外，两国间达成的重要共识还应该提到1983年的“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和2014年达成的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在两国间高层互访中，应当特别提到1992年明仁天皇和皇后首次访华以及1998年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

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1982年和1984分别成立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我曾经亲身参加很多中日间重要的双边会议和重大的交流活动，与日本同行和友人就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始终认为，中日和平友好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因而真诚希望两国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愿望得到了日本政府和领导人的共鸣和响应，从而把日中关系定位为日本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于日方在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局面。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既有辉煌成果，也有起伏与波折。即使在中日友好高潮期的20世纪80年代，也曾发生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事件”、1985年的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1989年日本追随西方制裁中国等负面事件，但这些波折都通过两国间政治对话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理。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日本新生代政界人物主张摆脱对华关系中的“赎罪意识”，谋求摘掉战败国帽子成为“普通国家”，并且开始染指台湾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不时出现冲击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举动。

2001年小泉担任首相以后，连续六年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每隔数年就搞出一次审议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违背“搁置争议”的中日共识而制造了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购岛”风波等。另外，日本视中国的发展为对自己“东亚第一”地位的“威胁”，开始采取“挟美制华”战略，拼凑旨在围堵中国的日美澳印战略对话机制，严重损害了中日政治与安全互信。

在日本屡屡做出的负面举动下，中日关系出现了周期性的“政冷”局面。作为长期参与和亲历两国友好合作进程的见证人，我对中日关系出现今天的严峻局面感到十分痛心，同时也更加深切地感到中日两国坚持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可贵。

（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深入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包括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波折的后十几年在内，中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一直得到深入发展。我想，这就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天时”、两国一衣带水的“地利”以及两国各界大多数人们希望友好合作的“人和”所支撑的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历史潮流是日本一些政客无法阻挡的。

在回首两国友好合作的往事时，这样几件事是一定要提及的：1979年底，大平首相访华，宣布日本对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从那以来，日本的援助项目在中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和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1984年，日本3000名青年应邀访华，两国青年进行了大联欢。1985年，中国500名青年回访了日本。那时参加联欢的双方青年，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地暴发，中日两国政府、各界和各地方政府守望相助，共同书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友好佳话。2021年，中国全力支持东京奥运会。在疫情肆虐的困难条件下，奥运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进入2022年以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开始在中日等首批十个国家生效，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这一新的多边自贸协定中有望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进程表明，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50年来两国关系的主旋律是和平、发展、合作，但也伴随着各种不和谐的杂音。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民心所向推动的结果，但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的势力并未烟消云散，他们从未停止过兴风作浪。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这是百余年的“日强中弱”格局向“中强日弱”转变的历史性事件。日本一些政治人物不是把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视为其自身发展的机遇，而是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扮演着破坏中日关系的角色。

当年，两国关系的先驱、前辈们为推动邦交正常化而经历了艰难历程，付出了心血乃至生命。那么，半个世纪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难道要摈弃和平、发展、合作而走向反面、重回敌对状态吗？或者使所谓“非敌非友”关系成为“新常态”吗？答案是否定的。作为搬不走的“永远的邻居”，复杂的历史纠葛和紧密的现实联系，使中日关系和平友好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两国关系的未来应当从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四、前瞻：发展中日关系的共同课题

时序更替，岁月如梭。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瞬间依然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回顾中日复交50年的历程，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亦喜亦忧。

中日复交50年间，世界经历着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也不是当年的日本了，日本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与50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发展中日关系要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

纵观50年来的中日关系，其间尽管时有起伏，但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前40年取得了迅速而长足的进步和巨大成果。这应归功于两国共同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原则。

不消说，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原则。在日本国内，包括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在内，自中日复交以来始终存在着试图挑战两国间关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政治原则的部分势力。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受到干扰、时而出现波动，皆因这股势力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朝日新闻》记者畠山武当年所指出的那股“阻挠势力”至今阴魂不散，不断围绕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蠢蠢欲动，追随美国说三道四，这是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

在此，我想强调指出一个不容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挑战的现状。这一历史、法理事实和现状是什么呢？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今天，台湾当局和少数“台独”分裂势力妄图否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扩大“台独”活动空间，这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抗拒中国统一大势的行径都将被坚决挫败，任何支持“台独”分裂、违背历史潮流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这是绝对越不过去的一条红线。

日本某些人企图介入台海局势，就是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大业。难道日本的这些人忘记了正是日本曾经把台湾作为殖民地占据了长达半个世纪吗？难道他们忘记了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果实吗？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日两国关系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就在于是否忠实履行双方在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有关问题所做的庄严承诺。

对于中日关系来说，首要问题是应当始终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作为良好愿望，中国愿与日本共同发展，永不再战，而作为客观现实，日本有背离和平发展方向的迹象，其追随美国搞干涉主义的危险性增大，中国需保持警惕。为此，需要两国坚持相互关系的原点。中日关系的原点，就是四个政治文件。这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二）发展中日关系要友好合作、互惠共赢

中日复交50年来，两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深化，给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福祉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714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东盟、欧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应当十分珍惜经贸领域合作的大好局面，使之继续成为推动相互关系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

今天，中日两国都进入了新时代。尽管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遇，但“中国威胁”、竞争、对抗也不时成为时代洪流下的旋涡。孙子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并非需要零和博弈，以竞合的方式，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应该是中日两国在新时代的相处之道。

中日作为搬不走的邻居，难免在经济、安全、发展上产生一些问题和分歧。中日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管控分歧及风险，做好扩大共识、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大文章。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某些政治势力推动日本采取“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在介入台海局势和“挟美制华”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只会自食损害中日良好合作局面的恶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共同参与推动了东亚系列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RCEP等区域多边合作进程。今后，日本有待于更加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从而使中日经贸合作提升到更高层次。中日应继续共同致力于融入多边合作机制，谋求共同发展和推动开放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阶段。

然而，近年来，日本一些政治势力沉迷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人曾经沉迷过的冷战思维，配合美国及其盟友搞“印太战略”的小圈子，分裂东亚地区，这种做法终究不会给日本带来光明的未来，而只会使其沦为“亚洲孤儿”。

总之，中日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围绕提质增效升级，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正能量、增添新活力。

（三）发展中日关系要坚持两国人民友好

毋庸讳言，后十几年的中日关系逐渐走向了低谷，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许多有识之士为此担忧，并希望能尽早实现转圜。他们寄希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观察中日关系的未来趋势，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中日友好发展，毕竟是时代潮流和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历史趋势，是中日两国的人心所向；中日友好发展，两国关系尽快走出低谷、重回正轨，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当今的中日关系，是二战后经过两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两国有远见的人士长期努力、共同艰难缔造起来的。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但就在这一期间，两国进步人士间的友好关系始终延续不断，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则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的几个不同阶段（关于中日复交的艰难过程，参见孙平化、刘德有：《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7日第3版）。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的指导下，由我执笔完成的）。对于今天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两国人民有千万条理由倍加呵护，而没有一条理由去损害它。如果有谁损害它，怎能对得起为中日友好曾付出过心血的两国的先驱者们，又怎样去面对两国子子孙孙？

今后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和大力提倡发展民间交流。如今，有一种看法认为，民间交流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但面对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的现实，民间外交作为与政府外交并存的外交形式，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包括，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继续发展，引导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减少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等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后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在民间。

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如今中日两国民众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感情上的对立。中日间的国民感情的变化如果粗略地加以描绘，也许可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友好—冷淡—疏远—恶化。但是，对于国民感情的变化，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具体分析。国民感情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并不一定由中日关系本身所决定，而是由许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当然，无可否认，国民感情的好坏，反过来又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一般来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变化，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当中日关系升温时，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相应提高，而当中日关系降温时，很可能伴随着两国民众好感度的滑坡。换言之，中日国民感情的走向，会受到中日关系大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中日关系没有得到改善时，很难期盼两国国民感情大幅度提升。因此，改善中日关系，化解国民感情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我认为，讨论上述问题，不能脱离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大环境，无视中日之间存在着的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利因素，这是绝对回避不了的。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正确地处理好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或缺的。在民族主义气氛上升的敏感时期更是如此。

近些年来，中国的崛起一方面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利好，但有时也伴随着现实利益的矛盾和摩擦。在日本有一部分人还不习惯于中国的崛起，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安、焦躁，甚至嫉妒。这些也许可以说是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日的国民感情尽管有下滑的一面，但即使在当下，日本和中国的普通民众一样，仍然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公众受访者非常看重中日关系发展，70.9%的中方公众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66.4%的日方公众受访者持同样观点），有许多人仍极力想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而且对对方的普通民众持友好善意的感情和态度。这也正是尽管目前中日关系遭遇困难，我们仍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原因所在。

（四）发展中日关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

在中日各领域交流中，固然需要继续大力加强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在疫情前人员往来1200万人次的基础上要再创新高，但基于心灵交流的文化、教育交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交流也非常重要。

中日之间历史因素与现实纠葛相互交织，导致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常会使一些问题变得十分敏感。毋庸讳言，两国国民实现相互理解并非易事。而大力加强青年一代的交流，是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改善国民感情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主席一向对青年寄予很高的期待。习主席在致日本青年中岛大地的信中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友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一代。

中日两国的青年一代，代表着各自的未来。他们之间的交流，在增进两国国民感情的将来性、长远性方面独具特点。中日两国青年要更加积极地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加强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积极贡献。

五、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尽管两国关系起起伏伏，但基本保持了和平的正常交往，尤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双边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规模居世界前列。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复交后的近40年间，中日关系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两国关系本来应该越来越成熟与友好，但自新世纪10年代前后，两国关系开始下滑。眼下的中日关系显得很脆弱，相互的磨合远未完成，彼此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以及体制和价值观方面差异凸显，甚至存在着对立和冲突风险。具体来说，双方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简言之，我认为，尽管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只要两国间的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对立存在，两国关系就很难真正改善。中日两国只有设法缓和彼此的政治安全矛盾，有效管控政治安全危机，尽可能地寻找和扩大共同利益，逐步消除矛盾和冲突因素，两国关系才能够真正改善，东亚地区的持续和平与发展也才有希望。

同时，我更坚定地认为，尽管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不会变。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是时代赋予两国的历史使命。“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推动合作共赢，是在两国人民心灵上架设友好的桥梁、相互理解的桥梁。而在这座桥梁上来往的人越多，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就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