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长远趋势下，日欧要在多极化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影响力的意图，完全可以理解，也应尊重。但这取决于它们能否真正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桥梁，外交辞令上的战略自主和不选边，须要有行动的背书。

乌克兰战争发生后，人们关注不足的外交焦点是欧洲与日本之间的战略接近迅速升温，互动频繁。4月中旬，德国首相朔尔茨到访日本;5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意大利和英国;5月中旬芬兰首相和欧盟领导人先后访问日本。据报道，日本首相也将首次参加6月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这些互动中，双方都强烈谴责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强调共有价值观，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努力的重要性。

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和欧盟战略接近，从国际关系多极化角度来说值得欢迎。然而日欧的接近，在中俄等国家看来，似乎是要在欧亚建立排斥它们的国际秩序。日欧战略接近的逻辑是什么，是否可持续?从长期来看，也须要认真思考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相对于世界级大国而言)如何才能发挥重要且持续的影响力问题。

日欧战略接近两大逻辑

首先，同样对美国的同盟承诺可靠性抱有怀疑的战略焦虑，是欧洲和日本推动双方接近的直接动因。战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都是建立在美国的同盟承诺基础上。欧洲主要体现在以北约为核心的多边集体安全框架，亚洲则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双边军事同盟架构。

第二，日本和欧盟也认为当前的乱世，是中等强国能够展示国际存在感，并在新国际秩序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战略机遇期。面对一个相对弱化的美国，美国对日本和欧洲分担治理世界的成本的需求增加，反过来也意味着日欧有了更多的战略自主空间。

对日本和欧洲来说，战略自主的本质是能不能对美自主，然而这对于他们和资深盟国(senior ally)的美国关系来说，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因为在不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弱的一方强调战略自主，往往会引发强的一方的怀疑。但弱的一方始终有想要获得更大自主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只能等到强的一方同意才能够实现。对欧洲来说，美国将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义为中国，而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威胁增加，美国精力不济，对欧洲的依赖增加。对日本来说，同样乌克兰战事后美国的战略精力不得不分散到欧洲，在亚洲的对中战略也不得不更加仰仗日本。

第三，正因为日本和欧洲都共有上述的“战略担忧”和“战略机遇”认知，于是开始推广欧亚安全不可分的说法。无论是日本领导人访问欧洲时提到的“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台湾”，还是欧洲领导人强调印太安全和欧洲安全不可分，都体现了上述逻辑。

战略自主与价值观外交教条化

中等国家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独特影响力，核心在于能否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沟通桥梁作用。欧盟主要国家和日本对此都有清醒认识。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主张“战略自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近期的国际会议演讲中，也强调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然而，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对于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国家和日本来说，实践是非常困难的。战略自主做多了会被美国怀疑，让同盟关系受损;战略自主不够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假自主，受到批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对日欧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原则和规范为准绳来做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日欧之间互动特别强调共有价值观的原因。然而，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国际事务判断标准，固然有可能规避美国的疑心和其他国家的指责，然而过度强调则会让中等国家外交陷于“教条主义”的困境。

乌克兰战争中的欧日对印度外交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到访印度，旨在劝说印度在对俄问题上和西方保持相近态度。5月上旬，印度总理访问德国，随后到访丹麦、法国等。3月下旬，岸田文雄到访印度也有劝说新德里的意图。尽管西方各国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参加制裁俄罗斯，在联合国相关表决上投弃权票，让西方劝说的外交似乎没有效果。无论怎样的软硬兼施，印度就是不为所动。从价值观逻辑来说，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难办，因为在它们看来，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不应该这样“亲专制主义俄罗斯”，更不符合乌克兰危机后“民主对专制”的认知框架下重组国际秩序的逻辑假设。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日本，对印度的“不正常”从开始的疑惑、沮丧，逐渐转变为找理由为印度开脱。一个理由是现实利益说，因为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军火、原油，无法对俄罗斯强硬;一个是印度民主说，正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国内达成共识更困难。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价值观教条主义在现实外交中碰壁，导致政策逻辑矛盾后，不得不自圆其说的结果。然而，在第三方看来，却会被认为是双重标准，损伤中等国家外交信誉。

多极化与中等国家外交两大原则

在国际关系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长远趋势下，日欧要在多极化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影响力的意图，完全可以理解，也应尊重。但这取决于它们能否真正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桥梁，外交辞令上的战略自主和不选边，须要有行动的背书。

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原则。正如前面所述，日欧用价值观和规范来体现战略自主，然而过度教条化则很容易被纳入美国提出的民主对强权、自由对专制的非黑即白看待世界的简单框架。这样做尽管可以用价值观来解释，但本质上失去了中等国家外交努力的空间。作为世界性大国的美国在外交上有务实主义传统，尼克逊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前，也没有和日欧商量，尽管之前他一直用价值观话语体系和日欧进行外交。

第二，坚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全球经济体系的原则。日欧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都是世界最主要经济体，也是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受益者和支持者。乌克兰战争后，国际政治分裂趋势浓厚，这可能会波及经济领域，造成政治因素引发经济脱钩，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政治对抗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结果将会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对在自由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极大的日欧，将会比中美受损更大。在维护和完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自由开放经济治理体系上，日欧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出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