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韩国第20届总统尹锡悦宣誓就职，开始了为期5年的执政生涯，也正式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从韩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层面上看，韩国目前面临的困难，堪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为了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韩国新政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果敢的政策，并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且行且调整。

韩国是一个完全开放型经济体制国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直接影响着韩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在外交领域，韩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可能有以下几项变数：

第一，尹锡悦总统并非老牌政治家，其政治协调能力的不足，有可能导致未来5年内加重政治社会的不和谐情况发生。这将给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外交造成不利影响，也会影响国家治理的稳定性。

第二，基于右派保守党的新政府将会调整上一届政府的一些对外政策，展现更加明确的姿态，试图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并增进韩美关系，但同时也会认识到中国经济对韩国的重要性。一般来说，为了获得选票，韩国政治家在选举阶段都会主张大企业和经济体制改革，但在究竟如何管理韩国经济的问题上，各政党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选举过程中说过的有关对外政策的言论，并非对美国或对中国问题的真实态度。毕竟韩国政府也需要端好经济这碗饭，而且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的萧条等因素，无法让韩国无条件地跟着美国走。

第三，新政府的就任时期，正好是中美之间全方位对立以及俄乌冲突等新冷战迹象出现的时期。这些对外环境因素有可能加重韩国的经济萧条，新政府需要制定并实施更加精致的外交战略。

第四，韩美关系问题是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的韩美首脑会谈，是尹锡悦总统首次亮相于国际外交舞台。韩美两国首脑围绕深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韩国加入IPEF（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以韩美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10周年为契机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过交流与对话。虽然韩美两国首脑的首次会谈是围绕经济合作展开的，但韩国新政府将如何在中美政治外交摩擦之间保持均衡，如何应对美国利用韩国牵制中国的企图，同时又保护好韩国的利益和话语权等，都是众多专家关注的问题。

尽管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但在中韩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经济合作一直保持的紧密合作基调不会改变。这既是务实外交的优秀案例，也是两国建交以来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而积累的宝贵资产。在过去30年，两国之间已经形成紧密的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双方均视对方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和经济伙伴，因此两国关系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待疫情褪去后，两国的经济合作与民间交流定会得到扩大，外交上也将会获得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空间，相互之间共同讨论和协调敏感话题的可能性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韩国政府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韩国实际利用外国人直接投资（FDI）达43.3亿美金，其中，来自中国的FDI规模达到11.9亿美金，比去年同期增长39%，成为了韩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后才是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商务部的发布显示，2022年1月至4月，对中国实际投资规模较大的国家依序为德国，韩国，美国，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80.4%、76.3%和53.2%。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中韩两国均在对方市场积极地寻找机会，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有着持续而稳定的发展。

中韩两国间稳定的经济合作基调，在带来共同利益的同时，还会对提前管理潜在政治外交风险起到正面作用。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长期以来的合作基础，也是今后需要继续坚持的重要课题。中国不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不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着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持续发展，从而将会是克服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保持合作机制的有效动力。

目前，中韩两国政府均同时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严峻挑战，为了防控两国政府之间未来潜在的交流风险，共同设计未来，两国政府有必要积极推进“四个沟通”，即：

一是两国首脑有必要会面与沟通。这是国家关系沟通所需的最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提供两国关系大框架的合作方向。

二是需要加强两国之间的高级别战略沟通。管控彼此敏感话题的同时，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卫生、环境、气候变化、文化交流等各种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而且通过密切的多边协调来应对国际局势，其中包括加强朝鲜半岛问题的沟通。

三是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交流的沟通。经济合作是两国合作的主旋律，是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过程中，仍可以保持战略定力的最为重要的务实合作基础。

四是恢复以旅游及文化为中心的民间交流与沟通。两国应尽快走出疫情，恢复两国国民之间的自由往来，增进沟通与相互理解。

总之，通过加强沟通的方式，采取各种措施和务实的行动，从而有效管理国内外政治及经济环境快速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继续保持两国之间已持续30年的合作定力。

作者：禹辰勋，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中日韩合作论坛秘书长，中国日报外籍评论员，韩国政府统一部海外统一教育委员 - 北京协议会会长，韩国“今明智库”中央执行委员兼国家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