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50 年前，两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推动长期“不正常”的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在此之前，中日关系以 1874 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走过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百年历史，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继续处于对立、隔绝状态。1972 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改变了百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50 年来，中日两国努力增进相互理解，在贸易、投资、技术及区域合作领域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人员往来、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重要成果。50 年来，中日关系历尽坎坷、风波不断，但总体守住了和平合作的底线，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与国民的福祉、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值此重要节点，回顾、梳理过去 50 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从中提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迪，是日本研究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50 年中日关系回溯 

中日“一衣带水”，往来源远流长。1871 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两国历史上首次以条约形式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此后，日本对华相继发动了十余次战争或“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巨大伤痛。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在官方、政治层面陷入长达 22 年的相互隔绝、敌对状态，直至邦交正常化。1972 年至今，中日关系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期（1972~1992 年）。两国通过邦交正常化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经贸领域密切合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新动能，两国关系进入“黄金十年”。1989 年日本参与西方对华制裁，但很快认识到“与中国保持和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对中日两国乃至对亚太的和平与稳定都十分重要”，“对中国采取孤立化政策是不可取的”，而率先恢复了对华正常交往。1992 年明仁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的改善达到顶点。在此阶段，两国围绕历史教科书、东海大陆架、靖国神社问题出现摩擦，但在友好合作的总体氛围以及两国共同努力下摩擦得到有效管控。

二是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期（1992～2010 年）。冷战终结，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日经济合作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中日关系战略基础弱化，两国间更多矛盾开始显现出来，进入合作与摩擦同步增长的“政冷经热”状态。1995 年后，日美同盟结束“漂流”，重回强化轨道，军事合作指向从“日本有事”扩大为“周边有事”，为美国介入亚太事务、干预中国内政铺路。围绕台湾问题，美日安保体制与中日友好合作的碰撞显性化。继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小泉纯一郎时期每年一拜，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僵局。两国海上领土争端矛盾激化，2010 年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中日关系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冰点”。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合作在此阶段取得非凡成就，而且朝着地区化、多边化方向迈进。这一趋势在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即 1998 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有充分体现。在携手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韩借助东盟“10+3”对话平台，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2000年，在中日共同参与下，东盟“10+3”财长会议签署建立东亚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三是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期（2010 年至今）。伴随中日以经济总量逆转为象征的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回调亚太等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征。两国在经济合作持续发展、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同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开始超出双边，涉及到战后体制的法理依据、国际及地区秩序的重构方向、联合国机构改革等关涉国际架构、国际规则的深层问题，“以双边格局再重构为最终结果的战略博弈由此拉开序幕”。作为世界多极力量之一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谋求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日本以安全战略转型为突破口，加速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2013 年日本出台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将努力实现安理会改革，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与非常任理事会席位”。在此背景下，中日政治安全矛盾及海上领土争端激化。2012 年，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试图以物权转移固化非法占领，中国实现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2013 年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日美同盟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再次掀起高潮。2021 年 4 月，日美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切，这是自 1969 年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列入所谓“台湾条款”52 年来的首次。

二、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变量 

过往 50 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往往表层是双方利益与矛盾的交织互动，而背后是国内因素乃至地区、世界局势的深层推动。这些不同层级、不同力道、不同方向的变量或许可以简单概括为中日关系的特质、两国自身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变量。所以只有综合动态分析，才能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其今后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是中日关系的特质，包括历史文化、地缘因素、固有矛盾等。对中日关系而言，“历史犹如一块画布，无论现实政治如何挥毫泼墨，都脱离不了她的底色。换言之，现实永远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中日关系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友好交往、刀兵相见与对立隔绝三幅面孔，对当代中日关系构成深刻影响，导致两国在不少方面“似近而远”。中日同处东亚板块，地缘关系密切。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在古代决定了它能在充分吸收中华文明的同时，得以自我保全。在当代，根据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日本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它在美国对华战略上的可利用性，决定了它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越是“重返亚太”、越是打造“印太战略”，这种地缘价值就越会升值。这是日本对华也是对美战略上的一笔重要资产。当然，日本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种地缘制约关系是彼此相互的。

其次是中日两国自身变量，包括国内形势以及对外战略政策。战后，伴随民主化改革加之国民对战争的普遍厌恶，反战和平主义成为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旋律。20 世纪80 年代后，伴随经济的长足发展，日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发展倾向，中曾根康弘时期“战后总决算”“国际国家”等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大国主义思潮的泛起。冷战后，在苏东剧变、日本经济“泡沫”崩溃滑入“失去通道”等一系列因素的混合作用下，日本民族主义再度兴起，而且从“高昂的民族主义”转为“悲情的民族主义”，对外关系领域成为重灾区。右翼势力试图通过美化侵略战争激发民族自信、推动社会意识形态整体右移，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这在安倍 2006 年、2012 年两次主政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中曾根到安倍，摆脱了冷战结构桎梏的日本，对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追求从构想阶段进入实操阶段。日本国家战略首先是安全战略的外向化、进取性转型，导致中日矛盾上升，竞争对抗增多。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是一贯、稳定的。中国重视中日关系，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坚守原则、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坚持妥善处理分歧。不管形势如何变幻，中国从未放弃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2019 年 6 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政治共识。

 三是外部环境，包括时代因素、世界格局，而尤其以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20 世纪 70 年代初，世界形成尼克松所说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相对下降，美苏冷战攻守易位。中美两国为对抗苏联威胁而走近。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尼克松冲击”直接导致佐藤荣作内阁下台，促使日本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田中角荣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承诺当选后实现对华复交，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加快。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与美日合作的战略基础受到削弱，美日同盟重新拉紧。1996 年，美日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称“美国继续保持军事存在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日美之间的安保关系是支持美国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关键支柱之一”。 从这时起，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开始走上美国主界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道路。 日美同盟的“再定义”为中日关系改善、确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设置了障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美日的战略焦虑。奥巴马政府将美国战略重心回调亚太，协调域内盟友对华多边制衡。安倍内阁推出“民主安全菱形”“自由开放的印太”予以配合。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发挥体制、制度优势，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过此次疫情的考验，中国对美日经济总量之比将更明显上升，持续推动世界力量格局变化。

三、50 年留给未来的智慧启迪

总体看，50 年来中日关系秉持和平合作基调，在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拓展深化双多边合作、把握正确发展方向以及有效管控矛盾、妥善处理分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此同时，在复杂严峻的国际背景下，两国间的矛盾分歧点也明显增多，对立竞争呈扩大向深之势，亟待我们透过以往 50 年的风雨历程，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相关理解，寻得智慧启迪。 

第一，坚守和平合作底线，是中日两国的共同福祉，也是对地区与世界的重大贡献。深刻认识到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交互叠加的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唯此才能对中日关系稳定改善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性有深入准确的把握，才能真正理解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及地区与世界长远利益的智慧选择。60 年前基辛格在评论美国外交曾说，几年来，我们不是在讨论外交的目标，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应该“温和”还是“强硬”、应该“灵活”还是“僵硬”等没有结论的争论上。同样 , 中国外交的关键，在于对“以根本利益为原则、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准确把握。 

第二，中日两国仍需推进利益相互捆绑，继续让经济合作成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点基础领域。以双边贸易为例，中日贸易额从 1971 年的 9.136 亿美元，发展到目前的约 3500 亿美元， 增长了 380 多倍。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世界经济潮流 2021 年Ⅱ》报告认为，“相较于美国和德国，假设中国的供应链或运输网出现问题，日本将会有更多难以替代中国进口的产品出现”。从中国角度看，尽管在“一带一路”等多元化经济发展战略下对日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中日仍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第三，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需要真正深层次的对话，需要深入触及到历史以及地区、国际秩序构建层面。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以低廉成本完成了战后处理，但是，这种处理是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并未涵盖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深重、对抗日战争胜利贡献最重大的中国等主要亚洲邻国。日本需要补课。面向未来，中日两国还需要就实现新时代地区秩序的重构，即构建亚太统一的、域内国家平等参与、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展开战略性、建设性对话。 

第四，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求大同、存小异”，从历史与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50 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以结构性互补为基础的经济领域的合作，两国优势互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为本国、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日两国基本制度不同，文化价值观不乏相通而政治价值观存在分歧，为此，需要在摒弃冷战思维、深化相互认知、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展开文明对话，真正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两国关系的未来。

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