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日”文学的“变容”

如何定义“在日”文学呢？就这一问题，长期主持“在日朝鲜人文学读书会” (杂志《架桥》) 并就“在日”文学发表诸多见解的矶贝治良，在《变容和继承：“在日”文学七十年》文章中如下定义“在日”文学 (在日朝鲜人文学)：

在日朝鲜人的日语文学从解放后即战后发端，迄今已经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朝鲜人用日语创作了很多作品，除了其中的少量作品之外，大多数作品更应该称之为“殖民地文学”。可以说这些作品是在被殖民地支配的国家政策下，被迫创作的日语文学。

在日朝鲜人文学历经七十年的变容。众所周知，文学是源于同“外部世界”的对抗中形成的，这不仅限于在日朝鲜人文学的变容。但是在日朝鲜人文学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同祖国、民族之间的联系、以及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和世代交替的变迁。这是因为在日朝鲜人文学是在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不断被强调的过程中，形成的绝不容许说梦话的“现实主义文学”。(磯貝治良，2015:7)

矶贝根据文章开篇中“在日”文学的定义，将二战后发端的“在日”文学七十年的历史变迁归结为“变容和继承”，并概括成三个时期：“殖民地体验的克服和政治的季节——1945年到1960年代前半期”、“民族主体的探寻期到高潮——1960年代后半期到1980年”、“从在日朝鲜人文学到‘在日’文学——1990年以后” (磯貝治良，2015:7) (此外，还另设了“女性作家的登场和新物语”一栏，记录了1960年代后半期女性作家的登场现象) 。矶贝在这一概括中特别强调的是带有“变容和继承”显著特点的1990年以后的“在日”文学，他如下记录这一特点：

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以后，在日朝鲜人的社会价值观多样化发展更为显著。其原因在于第三代在日朝鲜人的崛起，以及一九八五年日本修订了国籍法，从父系主义转变为父母两系主义，由此获得日本国籍者不断增加，因此带来了包括上一代人在内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急速变化。在这样社会变化的背景下，在日朝鲜人的自我国家观念日趋淡薄，而与日本社会同质化现象日益明显，最终导致“在日身份”得以确立并因此扎了根。一方面，“在日”群体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孕育着某种能量，但却是混沌不清的。处于如此转型期，这些人为了谋求生路，开始摸索各种自我身份的确立与认同。有人将民族意识当成存在根基，也有人力图在日本社会找到作为市民的自我定位，还有人寻求新的存在方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超越民族”的观点也在这一时期登场。也出现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它意味着拒绝国民国家，在无国境志向抑或追求“个我”的绝对性中找寻出路的思考。(磯貝治良，2015:23-24)

本人和矶贝治良于2006年共同编写过全18卷的《“在日”文学全集》 (2006年) ，作为发行该套全书的参与者之一，我对矶贝治良概括的“在日”文学的历史以及对一九九〇年代以后日趋显著的“变容”的描述大体都是赞同的。然而，至今为止对“在日”文学评价颇多的研究者川村湊在《社会文学》第二六号“特集‘在日’文学——过去·现在·将来”中发表了题为《从分裂到离散——“在日朝鲜人文学”的走向》的文章。文中他提出在日朝鲜人文学从本质上看是离散文学，在不远的将来，在日朝鲜人文学或许会被评价为“历史的产物”。

我过去曾说过“在日朝鲜人文学”已经终结了(1)。所谓文学，正因为有一部部作品才得以存在，根据历史梳理这些作品之时就诞生了诸如某某文学的称呼或名称，“在日朝鲜人文学”这一称呼亦是如此。然而当该称呼得到文学史认可时，这一文学种类或者说文学范畴已经失去了生产性和创作性。正如当“神话”和“物语”被命名为“神话文学”和“物语文学”的时候，这些文学的创作活动早已终止，在日朝鲜人文学和这些并无二致。(川村凑，2007:30)

的确，按照普遍认可的“文学论”来看，川村湊的说法并没有错。然而，对于显示出某种特别特征的文学类别或文学范畴、“某某文学”之称呼，诸如“转向文学”或者“原爆文学”等，究竟会不会“当该称呼得到文学史认可时，这一文学种类或者说文学范畴便已经失去了生产性和创作性”了呢？例如以广岛·长崎体验为基点在战后文学史中确立地位的“原爆文学”，也涵盖根据切尔诺贝利原发事故以及福岛原发事故的体验创作的“原发文学”，今后或许还会被一直书写下去。长期居住在长崎的芥川奖获得者青来有一并不是原爆受害者，却续写着关于“长崎原爆”的作品。如此这般思考，事实就一目了然了。

从该层意义上而言，“在日朝鲜人文学/‘在日’文学”即便在其历史性早已烟消雾散的遥远未来，只要“在日”的文学表达者 (作家、诗人、批评家、歌人等) 意识到自己的“出身·来历”是“朝鲜半岛”，抑或怀有“民族性”意识，于是创作出受之影响的作品，那么“在日朝鲜人文学/‘在日’文学”就不会走向终止。矶贝治良在上文提到的文章题目中用了“变容和继承”一词，可以想见那是因为矶贝治良也确信“在日朝鲜人文学/‘在日’文学”没有终结。尹健次受到矶贝治良的“在日”文学论影响，发表了名为《“在日性”的变容概念——在日朝鲜人文学/“在日”文学之思考》的文章。他提出以下结论：

实际上，当今时代，虽然“在日性”即“在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蕴涵着诸多要素的复合体，但对自我出身·来历的确认进行历史性的省察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是对血缘而是对出身·来历的自觉，即对日本和朝鲜不幸关系中形成的历史的省察，并且获得为在现在和将来“共生”、“共同抗争”的不可缺少的新的自我认同。这自然有别于“世界主义”一词所要表达的内容。简单来说，这和“根源”一词有相重合之处。可以想见的是，在日朝鲜人文学或者说“在日”文学得以成立的根基在于他们的自觉，抑或是某种探寻，乃至于他们的执念。即便他们文学的出发点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尹健次，2007:71)

关于“变容”显著的一九九〇年以后的“第三文学世代”，我在《自我认同危机——“在日”文学直面的一个问题》 (2007年) 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即：《夜里的孩子》 (1992年) 的作者深泽夏衣以及《罗圣的天空》 (2001年) 的作者金真须美等第三代文学表达者在找寻“自我定位”的过程中是否处于危机状况之中？并且，他们是否通过刻画这种危机状况，对日本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异化和相对化”的影响呢？

那么，矶贝治良在上文的开篇部分点明的“在日朝鲜人文学”的特征：“在日朝鲜人文学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同祖国、民族之间的联系、以及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和世代交替的变迁” (磯貝治良，2015:7) ，如今，究竟以何种方式“变容”并被“继承”下来了呢？下文将以柳美里和黄英治的文学样态为中心展开一番考察。

二、“在日”的意义——以柳美里和黄英治作品为中心

首先，将矶贝治良就“在日”文学的一般特征中提到的“在日朝鲜人文学是在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不断被强调的过程中，形成的绝不容许说梦话的‘现实主义文学’” (磯貝治良，2015:7) ，同上文中尹健次 (2007:71) 指出的“对自我出身·来历的确认进行历史性的省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是对血缘而是对出身·来历的自觉，即对日本和朝鲜不幸关系中形成的历史的省察，并且获得为在现在和将来‘共生’、‘共同抗争’的不可缺少的新的自我认同。”两句话结合起来思考，对柳美里和黄英治等第三文学世代作家的文学特征加以考察，那么“民族意识”以及“语言=日语+朝鲜文字”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首先，在日朝鲜人文学/“在日”文学中“民族”和“祖国”的主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国家分裂”致使第一文学世代以及第二文学世代的作家们在不断地与“政治”展开格斗的过程中，真挚地追寻“民族”与“祖国”的存在。然而从对战前的“痛切”悔恨和反省出发的日本战后文学“恰恰回避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将“天皇制=超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一直作为思想维持装置，因此“民族”与“祖国”的主题成为禁忌。而这一点正是在日朝鲜人文学给日本近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曙光。进一步说，最近，伴随着文学全球化 (世界文学化) 的发展，“离散文学”和“流亡文学”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在日朝鲜人文学/“在日”文学所蕴含的“民族”和“祖国 (故乡) ”意识也成为一个与之相关联的侧面被加以多方考察。

例如，“出生在日本的半日本人”意识，即趋同于“离散”“流亡”意识的问题，是身处“第二文学世代”和“第三文学世代”之间的作家李良枝一生都难以割舍的文学创作原点。然而“第三文学世代”的代表女作家柳美里的作品中却感受不到这种意识。换言之，柳美里自始至终都不曾有过因为自己是无法归属于“祖国=韩国”或“养育之地=日本”中的任何一方的“异邦人”而感到内心的痛苦不堪。李良枝在成名作《蝴蝶谣》 (1982年) 中给和他自身有类似经历的主人公安排了如下自白：

我对“日本”和“我们的韩国”都感到恐惧和迷茫。这样的我到底去哪里才能毫无顾虑地弹奏伽倻琴并放声歌唱呢？我一方面想要亲近我们的韩国，想要熟练地运用韩语，但是刚一想到这些，身为在日同胞的古怪自尊心就开始作祟。模仿、亲近、做得更好，这些想法就像被强制塞到一个死胡同里似的，而我只能在不利的、无望的、从一开始就一无所有的境地里愤愤不已。我不是因为喜欢才变成如此奇怪的发音的。我只能气急败坏地说这是在日本土生土长了二十五年所造成的无奈结果。然而，我现在仍然坐在台阶上。奇怪的发音让我脸上冒火羞愧不已，但是我依然坐在台阶上对要不要打开这扇门犹豫不决。(李良枝，1993:53)

与“韩国 (朝鲜) ”和“日本 (语) ”矛盾纠葛中产生的李良枝的“苦恼”相比，柳里美却不曾有如此的苦恼。例如，在柳美里颇受好评的，长达1700多页的长篇小说《八月尽头》 (2004年) 中，作为“柳美里”代言人的主人公为了追根溯源，遍访“祖国=韩国”的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尽管主人公是“在日”朝鲜人，作品也以“韩国”为主要舞台，《八月尽头》中的“祖国=韩国”只作为一种先天条件存在，主人公内心中也不曾追问 (纠结) 过自身是“韩国人 (朝鲜人) ”还是“日本人”。在小说中只简单地抛出了一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耳畔一直回响的美丽的国名——那是我梦幻的祖国”，这句略带感性的话语成为了柳美里“唯一的武器”。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和同居男友一起在朝鲜度暑假的时候，柳美里在游记文集《平壤的暑假：我眼中的朝鲜》 (2011年) 中这样记述到：

“在日”四世、五世相继诞生的当今，我才开始对不断加入日本国籍的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现象进行思考。(中略)

我家虽然父母双亲还保持着韩国国籍，但是妹妹和两个弟弟和日本人结婚后，便加入了日本国籍。

而我本人却一次也没有产生过加入日本国籍的念头。若想解决日本的“不自由”、“不合理”、“不平等”等问题，就不能加入日本国籍。只要这种“不自由”、“不合理”、“不平等”的处境被持续强化，那么，对我而言，日本就不会是“故乡”而仅仅是我“出生的地方”而已。(柳美里，2011:83)

和柳美里同属于“第三文学世代”的女作家深泽夏衣、金真须美、鹭泽萌等人身上也同样感受不到“异邦人”的意识。“半日本人”的李良枝用“我们韩语 (母语·韩语) ”说话时因为“奇怪的发音而脸上冒火羞愧不已”，然而柳美里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她这样说道：

每次记者见面会上都有人追问：“你为什么不去学习我们韩语 (我们的语言) 呢？”我总是回答说：“我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韩国人。因此我对日语和韩语都怀有抵触心理。正是这种抵触感和对语言的过剩意识，迫使我从事写作。”然而说实在的，我不这样做，或许正因为不想体验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本国语言的屈辱感，才披上了所谓的自尊心的坚硬外壳吧。

然而这个硬壳竟然在我2008年10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轻易地被打碎了。

我返回日本以后，找了一个能够一对一教授朝鲜语的老师，每周去老师家中上一次课。(柳美里，2011:108)

虽然柳美里毫不犹豫地声称“对日语和韩语都怀有抵触心理”，但在紧接着的下文中，又说“自己生来就是无根草”、“我的心扎根在祖国 (朝鲜) ”，这让人怀疑她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对她来说，真正具有“祖国”归属感的地方即不是“出生之地=日本”，也不是“父祖之地=韩国”，而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许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成为了支撑她不断地创作小说和戏曲的原动力。但是，自从朝鲜战争 (1950~1953年) 爆发以来，时至今日朝鲜依然处于“南北”对峙状态。然而这些连“在日”朝鲜人都受到影响的残酷现实却在柳美里的《平壤的暑假》中被轻易地规避掉了。

先不说柳美里的这些言论同身为第二文学世代的李恢成于1972年发出的“不管韩国还是朝鲜，都是我的祖国”的思想根源是否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柳美里的“民族”意识并不源于上文所表述的“母语=韩国语”。

柳美里的“民族”意识和“语言”感觉，或许和她独有的“私小说”创作手法有密切关联。这种创作手法集中体现在曾引发“侵犯隐私权”官司的处女座《石泳鱼》 (《新潮》1994年9月号) 、获得芥川奖的《家族电影》 (1996年) 以及《命》四部曲 (《命》2000年，《魂》2001年，《生》2001年，《声》2002年) 等代表作品中。她虽然说过：“写作一味地面对自我内心的” (《平壤的暑假》) ，但在原创作品 (《家族电影》、《水边的摇篮》97年) 的签售会上因受到自称右翼分子的威胁而不得不终止时，柳美里以此为契机发表了尖锐的社会・政治性言论。在这段发言中，她提到：

文艺评论家竹田青嗣曾指出：

新文学世代经历了从“社会”到“私的感性”的显著的解体过程。然而，这种现代文学的动向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又指向何方呢？(转自《恋爱教科书》)

我忝居新文学世代的末席，然而迄今为止，在文学创作的时候，根本未曾想过要涉及“公的事情”。然而从“公”中剥离出来的“私”终究能够存在吗？如果排除一切“公的事情”，仅仅用“私的感性”隐喻地表现世界，那么写出的作品就会丧失真实感。同时，我也不认为“私的感性”能够脱离“社会”的影响。如果作家本身不认为自己可以卸去假面，特权性地脱离社会之外而存在，并能够发表脱离现实的言论，那么，就不会绕过社会现实而居于单纯文学性的净土之上。(《假面王国》1998年)(柳美里，1998:63-64)

柳美里此处所说的“公的事情”俨然指的是在日朝鲜人的日本社会全体被“差别”对待的问题。确实，在她的作品深处存在着与这样的“差别”对待无法和解的“愤怒”。在这层意思上，可以认为，一眼看上去有别于“私小说”创作手法的《花砖》 (1997年) 、《抢购黄金》 (1998年) 、《女学生之友》 (1999年) 等作品都源于身为“在日朝鲜人”的作家内化了的“民族”意识和“语言”感知。然而，这种“民族”意识、“语言”感知同明确说出“我的祖国是朝鲜”和“对日语和韩语都怀有抵触心理”的感性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呢？

同柳美里的思想及其文学相比，成名相对晚些的，和柳美里同属于“第三文学世代”的黄英治在作品中有意识地承袭了“第一文学世代”和“第二文学世代”的“民族”意识及对“语言=日语・韩语”的感知。例如于2004年荣获“劳动者文学奖”的作品《记忆的火葬》，虽然只是一部短篇“私小说”，然而通过这部作品却能充分的感受到，包括作者的父亲及其家人在内的“在日”朝鲜人一直像上文尹建次所说的那样，在心中“对自我出身·来历的确认进行着历史性的省察” (尹健次，2007:71) ，即真挚地寻求自身“民族性”的确认及“语言=日语·韩语”问题的解答。这一点，阅读了下文作品中的“黄英治”的发言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日朝鲜人不管走到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是绝对的少数派。”

我们的兄弟姐妹由于受到这样的规制，也只能由此选择自己的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人生。

的确，无论是谁也都只能从偶然被投放进去的空间和时间开始人生。但是，在日朝鲜人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体制孕育的产物。因此，背负着普遍性的偶然和历史性的必然相互作用的每个在日朝鲜人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且，在日本出生并成长起来的这些在日朝鲜人真的有选择的余地吗？一切不得而知。(黄英治，2007:15-16)

通过上文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家与“民族”意识以及“语言=日语·韩语”感觉进行的殊死搏斗。黄英治曾连续创作了《壁垒》 (2013年) 三部曲。书中描写了女儿为营救访问军事政权下的韩国时，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的父亲而奋力奔走的故事；在最新发表的长篇《前夜》 (2015年) 中果敢地写入了在日朝鲜人的“仇恨言论”问题；对聚焦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保守政权及其唱同一腔调的带有排外主义性质的极端国家主义的横行问题也具有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前夜》中出现的两位主人公，其中一位是“归化家族”中的次子，打零工的劳动者，他后来成为了“仇恨言论”团队的成员。他在文中吐露了肯定“仇恨言论”的心境。

我的根扎在朝鲜，身体里流淌着朝鲜的血液。这让我感到既不安又不快。我知道大家都讨厌朝鲜人。每当新闻上报道朝鲜的劫持事件以及核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爹和娘异口同声地破口大骂：那样的国家必须完蛋。即便如此，我娘自《冬季恋歌》播出以来就开始迷恋韩剧了。但是大多时候还是瞧不起朝鲜·韩国的。站在一旁看此情景，我想日本的各位也都如此吧。可是，最近我也在无意识中这样想了。所以，我对无法断言自己是日本人这件事，感到既不安又不快，简直无法忍受。

当我在网络上寻求我是日本人而不是朝鲜人的证据的时候，看到了关于朝鲜人的、在日朝鲜人的恶行、以及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制抓人的事件，还有从军慰安妇等问题的报道，这些我在之前是一无所知的。毫无疑问，只能是日本人的我为了成为日本人必须否定韩国和朝鲜。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思想。特别是要反抗的是，简直就像朝鲜人粗暴、暴力的化身一般的老爹……(黄英治，2015:42-43)

黄英治通过将其中一位主人公设定为这样具有矛盾心理的“朝鲜族”青年，揭示了解放后“七〇年代”仍然不得不在“异国=日本”活下去的在日朝鲜人的窘境。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美国的现代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矿井中的金丝雀”理论——过去曾有过将对有毒气体敏感的金丝雀带进矿山内部，从而在事前察觉到瓦斯爆炸的危险进行紧急避难的方法，并以在日朝鲜人所处的现状为例证，指出文学也应当像矿井里的金丝雀一样对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此说来，我 (们) 在很早以前就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息。这种窒息感与生活的苦痛紧密相连。在日朝鲜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少数派，一直在这充满了毒气的社会中挣扎、痛苦、并发出悲鸣。(中略)

然而，面对像在水中寻求氧气一般挣扎着、痛苦着、并最终缓慢死去的金丝雀——我 (们) 这些人的惨状，多数人都是冷眼旁观，也有些人边笑边大声称快，更有甚者扬鞭抽打我们。面对这种现状，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人种灭绝的未来图像，社会的多样性也将就此消失。然而，接下来就会轮到你们了。

究竟有没有从“金丝雀的绝境”中逃脱出来的希望呢？……(黄英治，2015:346-347)

三、“在日”的沉重——以姜尚中和金时钟的言说为中心

然而，无论作家还是诗人，绝大多数“在日”文学者的创作方法，均采用了因“个”的确立而得以成立的日本近代文学必然会摸索到的“私小说”的手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理由，其实在第二节中提及的在第三文学世代作家柳美里和黄英治的作品中就已经充分地体现出来的，作为结论所表达的，“在日”文学正是在作家真挚地追寻“民族·祖国”问题及“语言=日语·韩语”问题的解答过程中诞生的。

这点和矶贝治良在《变容和继承：“在日”文学七十年》中指出的在日朝鲜人文学是“在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不断被强调的过程中”形成的密切关联。的确如此，所谓的“绝不容许说梦话的‘现实主义文学’”，意味着在日朝鲜人文学既没有写梦话的欲求也不会有那种余裕，也只能是自身和在日同胞的“苦闷”“煎熬”生活体验，并从中获得的“经验”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文学。

金鹤泳和李恢成等同属于第二世代的社会科学家及作家的姜尚中在自传《在日》 (2004年) 的“作者序”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在日”朝鲜人的身份，是在我的青春期投下阴影的宿命般的桎梏，那么对母亲而言，作为在日朝鲜人生存，就意味着如同被从母胎中撕裂开来一般，只能无奈地把失去的故乡的记忆培植在异国的土地上，并使之重生。母亲一直过分地执着于故乡的祭礼、风俗、饮食和礼仪，她这么拼命地努力，一定是想以她的方式将被掠夺的土地和人们的记忆重新构建在当下的时空里吧。(中略)

如果说，朝鲜半岛是被日本强行拖进近代的，那么母亲根据旧习来计算时间，或许就是针对日本这么做而进行的小小抵抗。然而通过文字已经习惯了近代时间的我却不知何时迷失了自身，毫无目标地四处彷徨。我想要摆脱“在日”朝鲜人的身份，也想要逃离母亲他们那宛如黄泉的世界。然而这阴郁的愿望，却在我野心勃勃地向上攀登时折断了翅膀，最终坠落地面。(姜尚中，2004:14-16)

姜尚中在这样的母亲，以及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为了摆脱“贫困”而从朝鲜半岛南部的庆尚道来到了日本的父亲的影响下，终于有了“祖国=故乡”的意识。然而，和“在日”第二世代、第三世代的多数人一样，姜尚中是通过对“政治”的体验才开始逐渐意识到“祖国=民族”问题的。出生于1950年的姜尚中，在1960代末期从出生地熊本来到东京并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因而姜尚中的学生时代恰好与60年代后期正式开始，并最终在1972年的“浅间山庄事件 (联合赤军事件) ”发生后走向终焉的“政治的季节”事件时间上相互重合。在事件结束的那年夏天，姜尚中拜访了曾是“日军宪兵”，而在日本战败后回到祖国 (韩国) ，作为实业家大获成功的叔叔。而在韩国经历了如下体验后，姜尚中返回日本并加入了大学社团“韩国文化研究会 (韩文研) ”，而后抛弃了原来的姓名“永野铁男”，改名为“姜尚中”。

傍晚时分，我漫不经心地看着从高楼大厦里一下子涌出来的人群，不觉感到夕阳余晖下的汉城是那么的可爱。人们身披晚霞走上归家之路的景象仿佛是最美丽的画卷。每个人都生活在这幅画卷中，度过每一天的日子。然而本该司空见惯的景象，经过这一番思考却变得这般素朴而感动人心。无需顾虑和紧张，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太阳都会照常升起再落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这样一想，我体内那股本不自然的冲劲就慢慢的消失了。(姜尚中，2004:78)

这发自肺腑的“抒情性的”告白，可以看作是姜尚中与“祖国”的初次碰撞。换言之，姜尚中正是因为这长达一个月的“韩国体验”，他才开始正视“祖国=朝鲜民族”的问题，并带着这样的体验开始参加“韩国文化研究会”的相关活动，并下定了回归本名“姜尚中”的决心。也因此，姜尚中时常会想起身为“文盲”却一直坚守着“祖国=朝鲜”的祭礼和风俗习惯，并同“日本=日语”拼死抗争的母亲身影，那是“苦涩的回忆”，但同时还是“切己之事”。或许，在“韩国=祖国”一个月的生活体验，使得姜尚中能够清晰地，并能真挚地面对包括父母在内的难以回归“祖国”的在日朝鲜人的现实，并且下定决心要以在日朝鲜人身份生活下去。然而在这一点上，认为自己既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只能作为“异乡人”面对“祖国=民族”的，《蝴蝶谣》的作者李良枝却没有这样的觉悟。

在众多采访者 (执笔者) 的协助下，姜尚中和社会科学家小熊英二共同编著了汇集了五十二位证人证言的著作《在日一世的记忆》 (2008年，集英社) ，这或许正是感受到了尹健次所说的“对自我出身·来历的确认进行历史性的省察”的必要性。姜尚中在《在日一世的记忆》的“前言”中，或许是因为想到了否定日本帝国主义曾在朝鲜半岛实施暴虐至极的殖民统治的“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 (1996年成立) ，和“限制在日特权市民会 (在特会) ” (2005年成立) 等组织的言论，他写道：“何谓在日一世？生活在现在的人们有的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有些人即使知道有这群人的存在也不了解他们究竟是何许人。倘若连他们具体形象都难以联想出来，那么，想要理解过去的历史是根本做不到的。” (小熊英二姜尚中，2008:4) 而后，姜尚中在紧接着的下文中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的确，他们是“民族的少数者”，或许对这样的少数派的历史和心理了解的不详细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中略)

然而，果真可以这样吗？就因为他们是少数、就因为他们力量薄弱，难道这些人就应该被挤到历史学的边境、隔离在“特定民族居住区”内吗？不，绝不应该这样。因为历史的真实和诚实正是寄局于事物的细微之处的。也就是说，恰恰是在这些跨越朝鲜和日本的在日一世的生涯中，深深地刻印着二十世纪东亚“极端时代”的阴影。

亡国和服从、流浪和离散、差别和贫困、解放和分裂、内战和政变、民主化和繁荣等等。刻印在他们身上的数不尽的残酷的历史剧，是一个个伴着眼泪才能讲述出来的故事。他们失去了很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很多。他们身上演绎着在逆境中抗争的人性的胜利物语。(小熊英二姜尚中，2008:4)

看到姜尚中的这些思想和言行后，不禁让人联想到，因为《猪饲野诗集》 (1978年) 、《光州诗片》 (1983年) 、《失去的季节四季诗集》 (2010年) 等作品而被广为人知的诗人金时钟，在获得第四十二届大佛次郎奖的作品《活在朝鲜和日本：从济州岛到猪饲野》 (2015年) 中写下的如下话语，两者似有共通之处。

毋庸置疑，我不是在日本长大的。(中略) 连接着我命运的纽带自然是从养育了我的固有文化圈的朝鲜延伸而来。然而，在我茁壮成长的时候，是日本将大量的知识传授给了我，它作为另外一个基点将命运的纽带延伸至我的思想之中。如此说来，我是缠绕在两条纽带之中，并将自身的存在空间重叠起来的人。不仅在日本生长的世代具有“在日”的实感，像我这样被拽到日本的人也有了“在日”的切身体会。的确，我意识到了我的“在日”朝鲜人身份。我想刨根问底，探明在日本定居的意义以及在日朝鲜人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在日生存”的命题就这样扎根在了我的心里。(金時鐘，2015:245-246)

诗人金时钟在涵盖了八十五年生涯的自传《活在朝鲜和日本：从济州岛到猪饲野》中，用真挚的笔触讲述了“在日”朝鲜人为什么一直苦苦地追寻“民族”及“语言=日语·韩语”问题的解答。不仅如此，金时钟的“证言”非常充分地展现了“身为在日朝鲜人生存”的意义。金时钟在同父母移居到济州岛以后，直到十七岁一直作为“皇国青年”在殖民地朝鲜学习日语。解放以后，因为有了身为“朝鲜人”的自觉，他开始重新学习“母语=韩语”。青年时代的金时钟因为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朝鲜，而被剥夺了“祖国”以及身为“朝鲜人”的精神 (民族意识和朝鲜语) 。解放后，金时钟梦想着包括济州岛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爆发“革命”，并加入了朝鲜劳动党 (南劳党) ，在1942年爆发的“济州岛起义” (济州岛四·三事件) 中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可以想见，他是想要重新夺回被迫丢失的“朝鲜人”意识以及祖国 (民族) 才这么做的。“济州岛四·三事件”败北后，为了躲避逮捕和极刑，遵从父母的安排逃到日本，并自那以后一直作为在日朝鲜人生活着的金时钟 (2015) 在《活在朝鲜和日本：从济州岛到猪饲野》一书中明确指出：既然要以“在日”身份活下去，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民族”意识以及“语言=日语+韩语”问题。

在这层意义上，矶贝治良对川村凑“‘在日朝鲜人文学’已经终结”的发言持有异议，他在《在日/文学的将来》 (2008:110) 的结语中写道：“最近，出现了一种认为在日文学会被日本文学埋没和吞并，并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消极言论。同时，我也察觉到部分日本人希望发生这种事的意愿。”他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又写下如下话语，我对此是很赞同的。

的确，文学即便含有民族根源、历史文化和语言等属性，但它追求的其实是超脱于这些属性之上的，面向世界的普遍性。现如今，在日文学正在开辟通往“世界文学”的道路。然而，如果在日文学卸下肩负着历史和现今的存在感便不能前行。事实上，细看新世代的文学就会明白，那些优秀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在日”这块土壤才得以诞生。无论作品的主题和方法是严肃的还是轻快的，正是对新的自我认同的苦苦追寻使得文学富有真实感。对在日朝鲜人而言，存在的真实感与文学的真实感紧密相连，难以分割。(磯貝治良，2015:90-91)

“对在日朝鲜人而言，存在的真实感与文学的真实感紧密相连，难以分割”，这或许有些难以理解，但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矶贝所说的“在日文学不会在‘日本文学’中消失”，这在柳美里、黄英治等第三文学世代作家的作品中，以及金时钟、金石范、李恢成、姜尚中等第一文学世代、第二文学世代过去及现在的作品中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