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岸田文雄首相为班底的日本新政权于2021年10月4日正式启动，其施政口号是实现“新资本主义”。在此前的安倍政权时期，从未听闻“新资本主义”一词。那么，这个词语到底有何含义？新在何处？再者，“新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能够得以实现？说到底，“新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得以实现？是否能为日本开拓今后的路线？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在对“岸田愿景”的内容及其变迁进行确认的基础上，分析岸田首相所谓“新资本主义”的内幕，最后，从后新冠时代经济社会的现状着眼，思考应如何评价“新资本主义”。

一、岸田政权的“新资本主义”愿景

关于“新资本主义”这一目标，岸田文雄曾在各种场合进行描述。例如，2021年9月，岸田参与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就打出旗号，宣称要“通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实现从新自由主义到新日式资本主义的转变”。关于具体政策，将在后文进行深入分析。单看这段描述可以发现，“新资本主义”的关键词是“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新日式资本主义”“从新自由主义转变”。从这点看来，这是一场毅然决然的转变，与以往的安倍政治大相径庭。

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分别于2021年10月8日和同年12月6日发表施政演说，并在演说中提到“新资本主义”，此外，他还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阐述这一愿景。此处将介绍最新的施政方针演说（2022年1月17日）及其相关内容。

“经济重振的要点是实现‘新资本主义’。／由于过度依赖市场，导致无法实现公平分配，进而扩大差距与贫困。由于过度重视市场和竞争的效率性，导致中长期投资不足，进而丧失了可持续性。由于过度集中，导致都市与地方的差距。由于给自然带来过多负担，气候变化问题愈发严峻。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走向衰落，导致健全的民主主义面临危机。／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危机意识增强，以此为背景，为了克服新自由主义观念，即‘一切交给市场就好’所引发的各种弊病，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场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经济社会变革’开始起步。／我将通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所构筑的‘新资本主义’，来主导这个世界的运作。通过官与民共享全部过程、协同合作，创造一个国民人人富足、生气勃勃的社会。／如果是日本，那就能做到。正因为是日本，所以能做到。让我们一起挑战这一‘经济社会变革’吧！”（／表示在原文中换行）

由此可见，岸田认为，近年来，鼓吹市场万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引发了差距、贫困、环境破坏等弊病，所以必须克服这些弊病。为此，需要通过构筑“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在恢复增长的同时，实现公平分配，复活“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并且，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并非是交给市场，而是“官民协作”。坦率而言，其特征应该就是强调“分配”层面，重视“国家”的作用。

那么，该如何实现“新资本主义”？首先，内阁设立“实现新资本主义本部”，为了具体实现这一愿景，召开由社会各界十余名有识之士组成的“实现新资本主义会议”。在“实现新资本主义本部”的成立宗旨里，除了“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以外，还加入了“新冠疫情后新社会的开拓”这一概念。另外，2021年10月，第一次“实现新资本主义会议”召开，此后多次召开会议，决定于2022年春整合出具体方案，在此基础上，政府于同年夏天定下实施计划和工作进度表。

如此这般，岸田政权的“新资本主义”还处于准备阶段，尚未作为政策得以实施。因此，在当前时间节点讨论“新资本主义”似乎为时尚早。幸而“实现新资本主义本部事务局”于2021年11月8日发布《紧急提议》，揭示了“新资本主义”的概要。由于“实现新资本主义会议”未来的讨论最终必将与《紧急提议》揭示相同的方向，虽然可能略有欠缺，但是下文将着眼《紧急提议》，详细探讨“新资本主义”的愿景。

《紧急提议》大致分为“增长战略”和“分配战略”这两个部分。增长战略提到了四大支柱：（1）科技立国的推进，（2）对初创企业的支援，（3）地方活性化（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4）经济安全保障。关于第一点，要实现科技立国，文中提出如下措施，包括对创新的投资、对数字化转型的投资、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等。关于第二点，初创企业是创新的中坚力量，近年来，这种朝气蓬勃的新生企业较为少见，因此应对其增加政策融资，探讨让这些公司更容易上市的制度。关于第三点，“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是一个比较令人难懂的词汇，简而言之，就是灵活运用最新的数字技术（远程办公、无人机配送、自动配送等），给地方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关于第四点，所谓经济安全保障，是指在确保国际竞争上的战略物资（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同时，防止战略性技术外流的措施。以上四点都是意图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分配战略大致分为两项：（1）促进私营部门的工资上涨，（2）提高公共部门的收入。鉴于日本的劳动分配率低于欧美各国，在私营部门，主张为提高工资的企业提供优惠税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对非正规雇员的分配等。在公共部门，主张改善护理、看护、托育等相关劳动者的待遇，构筑一个囊括所有年龄层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帮助到老年人，还能为儿童、育儿提供支持。顺便说一句，最初的岸田愿景包括强化对金融收入的征税，可是由于受到股票市场的反对而被撤回。尽管留下了这些难题，但是从宏观经济上看，日本政府将通过这种分配战略，提高“工资”，扩大“消费”，重新振兴“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

除此以外，《紧急提议》在序论部分强调了“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增加人力投资不仅可以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资，还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这是支撑增长与分配这两个方面的关键要素。岸田首相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若要升级”“最重要的是投资于人”，称其原本就是日本式经营管理的传统。本文开头介绍的“新日式资本主义”应该就是指重视“人”的日本式经营管理。

二、“新资本主义”是否新颖

上文根据岸田文雄首相的发言及政府资料，介绍了岸田政权的“新资本主义”理论。可能稍微给人以罗列辞藻之感，总而言之，这或许就是岸田首相的目标。如果把岸田愿景中提到的各种政策（战略）联系起来，会出现怎样的宏观经济结构？再或者，如果“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得到实现，又该在何种经济结构当中？笔者对此进行了推断。

岸田政权把“加薪”（或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分配战略的核心，但其资金来源——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如果通过动员岸田式分配战略，把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与“工资”上涨相挂钩，并广泛传播到各个层面，那么就能扩大“消费”，形成“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另一方面，以各种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支持政策为核心的增长战略将为停滞不前的投资注入活力。总需求（GDP）随着“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增长。GDP的增长得到“科技立国”发展战略的支持，并带来“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这种方式以消费、投资及生产率为媒介，同时实现增长（GDP）和分配（工资）的良性循环。如果把“投资”视为投资需求，则构成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投资→GDP）；如果把“投资”视为投资效果，则构成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投资→生产率）。因此可以把图中“GDP”与“生产率”的位置互换。

岸田愿景就是为这样的宏观经济循环而设计。该愿景强调政府职能和纠正分配。在新自由主义引发市场万能论及差距扩大，导致人们饱受其害的今天，岸田愿景确实具有某种“新意”。并且，在笔者看来，现代经济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而非“市场经济”，这也是个新的惊喜。因为“资本主义”一词尤为清晰表明的是劳资的对立与支配关系，至少在以往，自民党系统的讨论者们都避免使用该词语，而是多采用能让人联想到人人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一词。抑或者，在美国流派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至少在查看索引项目时，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一词消失，只存在“市场经济”这个词语。在此背景下，“新资本主义”理论登场。并且此后，报纸上也频繁出现“资本主义”这个词语。这是否意味着面对贫富差距扩大、阶级／阶层分化加剧等现实，我们不得不提及“资本主义”而非“市场经济”？作为参考，“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含义差异见表1。

姑且不论“资本主义”一词的新意，那么，“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对资本主义而言是“新”的吗？答案为否。根据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新经济学（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20世纪50—60年代，在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一种名为“福特主义”（Fordism）的发展体系得到确立，于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从二战后到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将近三十年间，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暂时作为分配的代理变量）都显著高于其他任何时期。换言之，高增长和高工资形成了累积因果关系，出现了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在二战后的欧美，制造业的高生产率是起点，生产率的成果（而不是作为利润被独占）也指向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引发了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大量消费，这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设备投资。消费与投资增加了总需求，生产也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实现了GDP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不仅投资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伴随着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引入，需求（市场）的扩大也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规模经济”或“收益递增”。在这个时代，量产效果尤为显著。就这样，二战后欧美形成了“工资”（分配）与“需求=生产”（增长）的良性循环路线。

然而，这种循环路线并非自动生成，而是在二战后，经由独特的劳资妥协而形成。这就是法国调节学派的核心发现。也就是说，二战后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以及劳资集体谈判这一新制度，劳动者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将工资——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无关——和生产率（指数）联系起来，要求管理层同意加薪。作为交换条件，管理层要求劳动者接受此前他们一直拒绝的泰勒主义劳动方式（单调作业）。于是达成了“生产率指数工资的提供⇔对泰勒主义的接受”这一劳资妥协方案，从而得以支持图2中“生产率→工资”和“需求=生产→生产率”的循环路线。毕竟，可以说福特主义是在“生产率指数工资Vs泰勒主义”的劳资妥协下调整生成的“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体制（山田1994；Yamada2018）。换言之，福特主义是建立在“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福特主义陷入功能失调，随后，金融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中心占据支配地位）。

即使在二战后的日本，尽管结构有所不同，但是确曾有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时期。

20世纪60—70年代，经济增长率较高，工资增长率也相应较高，存在“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经济增长率较高，工资增长率却降低了，增长与分配开始背离。其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大约三十年间，经济增长率极低，但还维持在正值，工资增长率却持续为负值。没有分配的低增长，不，应该称之为牺牲分配的低增长，这就是近年来日本的状态。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唯有日本的实际工资降低。正因如此，岸田内阁（不，应该说是安倍内阁以来）才不得不也要求企业加薪。

然而需要提前确认的是，不论是欧美的“福特主义”时代，还是日本的经济高度增长期（以及稳定增长期的前半段），资本主义都经历了“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所以，对资本主义而言，“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绝非新鲜事物。但那已是一代人以前的事情，其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日本经历了股东资本主义的支配和工资下跌，也就是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对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在日本或许具有新鲜的意味。

三、“新资本主义”愿景的问题

确实，岸田愿景所指出的方向具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它的可行性。可能最终仅止于纸上谈兵。这或许就是岸田愿景的最大问题。下面将参照图4，探讨该愿景面临的主要阻力。

上文中揭示了岸田愿景实际上设想的良性循环路线。最大问题在“生产率→工资”这条路线上，换言之，生产率提高的成果能否与工资增长相挂钩。新自由主义壮大了金融（股东）的力量，但是金融界以股东主权之名向企业要求高金融收益，其实就是在获取高收益（岩井2021）。对加薪来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来自金融界的收益压力。首先，如果不抑制这一点，劳动收入份额就不可能上升。此外，由于金融界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为了应对金融利润扩大的压力，日本不能单打独斗，还需与世界各国展开合作。然而，从岸田愿景中没有看到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金融压力的姿态。

再者，税收制度也是一个问题。一般而言，收入越高，金融收入（主要是资本收益=股票交易收益）而非劳动收入的占比越高。在日本税制当中，金融收入不按累进税，而是一律按照20%的固定税率计税。因此，年收入超过1亿日元的超富裕阶层，其所得税率甚至比年收入不满1亿日元的阶层低。这就是所谓的“1亿日元壁垒”。岸田首相也知道这一点，故而为了实现改革，提出“强化对金融收入的征税”。可是，如前文所述，因为受到股票市场的反对，该政策已被撤回。金融收益是新自由主义的根干，首相既然高呼要“从新自由主义转变”，那就不可能避开对金融收入的强化征税，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转变。尽管如此，该政策却被轻易地放弃了。不得不说，无论是其加薪的决心，还是从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决心都非常值得怀疑。

“生产率→工资”路线的实现还面临着其他阻力。即，企业大量留存收益（保留盈余）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将收益用于加薪。日本主银行制度（main bank system）崩溃以来，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以及股东主权论导致的扩大金融利润的压力下，日本企业为了进行自我防御，增加了企业留存收益的额度。另一方面，说到工会，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劳动方式多样化，工会参加率一直在下降，劳动者被分化，这种衰退的工会不具备实现加薪诉求的能力。生产率提高的成果被企业和金融独占，劳动力却被排除在外。三十年间，日本经济一直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只靠岸田愿景提出的分配战略，是否可以打破这一现状？

接下来看“工资→消费”的循环路线。加薪到底能否有效带动消费？养老、子女教育成本、就业不稳定导致的失业等都是令人担心的因素，由于对未来感到焦虑，人们把增加的工资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过去，在20世纪50—70年代，消费生活还很贫乏，工资上涨唤起了人们对汽车、家电、住宅等耐用消费品的大量需求。然而，如今已无法对此抱有期待。现在需要的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缓解人们对未来，如养老、教育、就业等的焦虑。分配战略也提到了“全年龄层社保”，但它能多大程度帮助人们打消不安则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不能对扩大消费抱有太多期待，那就期待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力作用（此处省去出口）。增长战略包括推进创新投资、数字投资、清洁能源投资、人力投资等，其本身并非新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21世纪以来，日本的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甚至一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是构成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其中，劳动力投入受到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的影响，资本投入受到制造业海外扩张（产业空心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设备投资停滞的影响，这两项都只能提供负贡献或极少的正贡献。最近的潜在增长率预计不到1%。岸田式投资政策到底能多大程度提高潜在增长率？这点实在令人担忧。

最后，关于“GDP→生产率”的可能性，福特主义盛行时，只要GDP（市场）扩大，生产率就会上升，换言之，“规模经济”的效果曾经相当显著。然而，如今是数字平台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效果没有那么大，反而是“整合经济”（通过不同企业间的结合来提高生产率）成为主流。此外，一般而言，增长战略中的创新投资、人力投资可以调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日本近年来在这些投资领域表现低迷，岸田愿景能否一举实现生产率的上升，情况不容乐观。

以上就是岸田式“新资本主义”愿景中4条宏观循环路线可能遭遇的困难。简直是四面楚歌。愿景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赞赏的，因此，岸田政权正面临着对其克服困难的政治能力以及认真程度的考验。特别是，岸田政权将如何应对来自金融界的收益压力？又将多大程度上强化对金融收入的征税？笔者认为，该愿景中的“分配”尤为偏向“加薪”这一市场分配，其制度性分配（“再分配”）的观点较为薄弱，所以，应加强对金融收入的征税，将其作为再分配的资金来源。这正是该愿景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无法加强对金融收入的征税，那么岸田提出的“从新自由主义转变”也不可能顺利实现。

四、后新冠经济社会的方向性

如前文所述，“实现新资本主义本部”的成立宗旨里包括“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新冠疫情后新社会的开拓”这两个概念。由此可见，“新资本主义”应该同时瞄准了“新冠疫情后新社会的开拓”。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新资本主义”理论是否真的以“新冠”经验为基础，指明了走向“新社会”的方向？难道不是只想着早日结束疫情，不再为疫情烦恼，对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漠不关心，急于建设“新社会”吗？还是从新冠肺炎（COVID-19）蔓延这一历史性事件中学习经验教训，创建一个以“健康”和“人命”的绝对重要性为经济社会管理基础的“新社会”？遗憾的是，只能说，岸田愿景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点就是岸田愿景的最大问题，应该受到批评。不管岸田首相怎样提倡“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并高呼“重视‘人’”，对于亲身经历过新冠疫情的我们而言，岸田愿景与“新冠疫情后新社会的开拓”并没有什么关联。

让我们具体看一下。第一，岸田愿景以“加薪”为核心。当然，这是绝对必要的。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只有股东利益和企业留存收益在增加，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却在不断降低。面对这一现实，加薪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但是，只要做到这点就可以了吗？第二，“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归聚焦在“人力投资”上。当然，通过人力投资来提升人们的各种能力，这是件理应得到欢迎的事情。然而，人力投资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们的能力，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被定位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当我们着眼新冠疫情以后时，这种做法是否合适？

带着上述担忧，让我们听一下法国调节学派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论述（Boyer 2020）。据博耶所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一方面，数字平台资本主义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它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即美国型（GAFAM等跨国公司）和中国型（国家统筹主义）。另一方面，在平台资本主义辉煌腾飞的背后，一种资本主义的潜在倾向正在增加其存在感，它应该被称作“人类形成型”（anthropogénétique）。具体而言，“医疗”“教育”“文化”在经济社会活动当中的比重增加。它们不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提供服务，其服务活动也与金融和商业不同，是以某种形式提高人的能力，即，有助于“人类形成”的活动。医疗有助于恢复和增进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人格和智力，文化有助于培养感性、想象力、创造力，它们都为“人类形成”（人类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它们就是“由人类生产人类”的活动。

经由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稍微扩大视野，认识到包括教育和文化在内的“人类形成”活动的重要性。不，它必须是经济社会管理的基础。那就是我们要从新冠疫情中学到的教训，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新冠疫情后新社会的开拓”。

从博耶的人类形成型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岸田愿景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第一，岸田愿景只是把目标停留在“加薪”上，甚至不关注人类的发展（“人类形成”）。换言之，“人类形成”是指人们被赋予健康、教育、文化，因而得以享受“幸福”（well-being）。新冠疫情之后，可能有必要摆脱以goods（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转向以well-being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这同样适用于岸田愿景的第二个问题，即人力投资理论。在该愿景当中，人力投资终归只是增加GDP的手段。我们不应该为了GDP来开发人的能力，而应把人力投资作为开发人类能力的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顺势增加GDP。简单而言，问题在于到底是选择“为了发展的人类”（人才、人力资本），还是选择“为了人类的发展”（人类形成、人类发展）？如果是以后者为基石，那么GDP至上主义——经济学和政策管理长年坚持的神话——必须被相对化地审视。

这种讨论已被证明不是纸上空谈，早在新冠疫情以前，人们就越过GDP指标，设计了各种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实际计量和政策管理。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二者都是着眼于well-being的政策方针。

第一，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它试图从三个方面看待人类发展（人类形成）：（1）长寿和健康的生活，（2）知识（教育），（3）活得像个人。具体而言，是以（1）平均寿命、（2）成人识字率和综合入学率、（3）实际人均GDP这三项为指标。（1）和（2）意味着人类潜在能力的形成，（3）表示选择发挥这些能力的范围。“人类发展指数”是对这些指标进行整合计算，将各国的数据结果调整到0～1之间。数值越接近1，对其人类发展的评价就越高。这里虽然也包括GDP这一要素，但是，GDP充其量只是和其他两项要素并列的一项要素而已，并没有遭到绝对化看待。以此为基础，联合国每年都会发布《人类发展报告》（UNDP various years）。

第二，21世纪1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计量、公布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BLI）（OECD various years）。这个想法出现在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人撰写的报告里（Stiglitz，Sen et al. 2010）。他们不关注人均GDP所表示的生活“水平”，最关注的是生活的“质量”（即，better life=更美好的生活）。“生活质量”包括8个评估项目，分别为健康状况、教育和技能、工作生活平衡度、社交网络、公民参与、环境质量、生活安全、主观幸福度。此外，“物质生活条件”（收入、工作、住房等）也被考虑在内，最后就连“well-being未来的可持续性”也被纳入视野。当然，很难用单一的数字来整合这些指标。“美好生活指数”试图以多种方式捕捉“丰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远远超越了GDP至上主义。

而且，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从量到质”的思维转变已经在现实政策层面起步，例如“欧盟2020战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10）。回过头来看，岸田文雄的“新资本主义”理论仍然被困在旧有的观念当中，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如果真要寻求“新冠疫情后新社会的开拓”，那么看待经济社会时就应采取这种观点的变革。

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8-25页。本文略有删减。

作者：山田锐夫，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晓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