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罔顾民众、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最终做出“排污入海”的决定，体现了其将国际事务内政化的恶劣本质，进一步印证了日本环境外交为谋求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无视全球环境保护和国际共同利益的利己理念。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宫城县牡鹿半岛东南130公里海域的9级大地震引发9.3米巨大海啸，导致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日本利用自主开发的多核素去除装置（ALPS）处理核污染水，并将处理后的核污水存入特殊容器保存至今。然而，随着核污水不断与地下水、雨水混合，预计2022年9月将达到储存罐容量的上限137万吨。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2021年4月13日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在两年后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过的核污水排入大海。“排污入海”不仅是关系到国际生态环境安全的问题，还是关系到核安全与治理、国际法等多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绝不应该是日本政府内阁决议所能决定的事由。

（一）决策过程中日本政府一头独大

日本环境外交决策是其政治决策框架的一部分，必然是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日本政治决策中独特的“政官财”权力结构，即政党、官僚和财界三方形成稳定的铁三角关系，互相制衡、相互博弈，政党对官僚具有人事任免权，官僚对财界形成行政控制，财界则通过政治献金左右政党和官僚的外交决策并从中攫取利益。“政官财”铁三角无疑位于日本决策系统的中心，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系统外围的支持（或反对）则影响着政策输出的效果。在“排污入海”的决策过程中，执政党、官僚和财团虽各有立场倾向，但最终聚焦于经济利益，故而分歧较小，各方博弈空间相对有限。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农业团体，由于农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地位逐渐式微，支撑“农协”等组织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社会基础不断被削弱。加上自2013年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开始，安倍内阁对“农协”等组织实施重大改革，其社会影响力、对政治的操控能力持续减退，因此他们的反对呼声也难以影响日本政府“排污入海”的决策。而日本民众，他们本应是该决策过程中最为基础的力量，但并未被赋予较大的参与空间。“排污入海”方案，既是日本将核事故成本转移到国际社会、强制让国际社会共同分担事故后果的蛮横行为，也是日本政府企图尽快甩掉“包袱”、为其经济增长铺平道路的现实主义考量。而且，外部压力的作用依赖于政府环境决策体系内部的角力状况，外部压力的态度与政府主流意见相同时，其往往会发挥重要作用；而两者态度相悖时，外部压力的作用往往有限。

（二）针对“排污入海”问题执行“双重标准”

日本传统的环境外交以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为目的，并一直把重点放在以ODA为主要形式的开拓国际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市场上，并将环境外交的实施区域定位于东北亚和东盟，意图防范跨境污染，实现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格局。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出于经济增长优先的考虑，在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上主动输出污染，忽略周边国家的环境安全，展现出日本政府在环境外交上的“双重面孔”。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试图向日本海倾倒大量核污水，虽然其放射性活度远低于今日的福岛核污水，但日本政府以民众安危为出发点，联合七国集团强烈反对俄罗斯向远东海洋排放低放射性污染物，最终迫使俄罗斯放弃排放核污水。为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日本在1996年与多国倡导签署了《伦敦倾废公约》，规定“即使不存在废弃物产生影响的确凿因果关系，只要存在带来危害的可信嫌疑”，就应当禁止将其向海洋倾倒。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曾在《伦敦倾废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公开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会着力研究“把向海洋流出的放射性物质控制在最小限度”的方法。然而，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不但东电公司多次对外界隐瞒实情，日本政府还进一步做出了“排污入海”的决定。2022年4月2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关于福岛核污水安全审查的报告，确认核污水对人体的辐射影响在日本监管机构设定水平之下。这无疑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曾经保护海洋的“卫士”，如今却选择性地遗忘，与其在历史上处理类似案例时的态度大相径庭，在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

（三）利用美国“背书”抵御国际社会的压力

战后，日本的国内政治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制约，美国是支持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有力依托，日本通过迎合美国的战略方针和政治需求，强化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互相依赖关系。日本外交也一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在守住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倾向性地选择与美国开展合作。当前国际秩序下，日美同盟的战略基础仍然稳固，美国是日本在国际外交领域中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对其存在较大战略依赖性。但日美同盟的本质就是相互利用，日美通过巩固双边关系满足自身利益诉求，在环境外交上也不例外。在决定“排污入海”之前，日本在环境外交上一贯保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不依赖美国的支持，甚至在某些环境议题上的主张与美国相左。比如，美国始终对《京都议定书》持反对意见，而日本虽面临巨大压力，仍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但在此次福岛核污水处理问题上，日本面对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急需盟友的“背书支持”。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排污入海”的内阁决议态度暧昧，美国甚至还感谢日本“公开透明”的努力。在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上，美国的明确支持无疑大大缓解了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为日本的“排污入海”行为增添了底气。日本利用美国的“全球霸权”为其“排污入海”行为背书，美国则通过拉拢日本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势力，同时也能防止日本向亚洲其他国家靠拢。尤其在拜登上台后，美国加快修复并强化与同盟国的关系，对日本“排污入海”行为的纵容和默许正是其中一环。日本政府本着“机会主义”选择依托美国为其“排污入海”发声，试图堵住国际社会的悠悠众口。

（四）将国际事务“内政化”以压制地缘国家舆论

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是影响全球环境安全的重大国际事件，涉及全人类的公共健康，本质上而言属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范畴，绝非仅仅是日本国内事务。日本政府公布“排污入海”的决定后，周边国家纷纷提出反对和质疑。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在未与任何邻国进行磋商、未提供足够的官方信息的前提下做出内阁决议表示担忧。中国外交部也反对日本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污入海”方式处置核污水。韩国国务调整室室长具润哲在主持召开关于应对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污入海”决定的跨部门会议时表示，对日方在未提前与韩方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核污水排海计划深表遗憾，呼吁日方立即叫停该计划。日本政府的内阁决议，既未在全球环境治理框架下设定国际监督机制，也未委托第三方国际机构实施信息公开，坐实了将国际事务内政化的行为。外交虽然是内政的延伸，受内政决策的引导和约束，但二者仍存在本质区别。很显然，日本政府无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态度，拒绝与周边国家协商，以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排污入海”计划，这种将国际事务内政化的做法，与其在南海问题上将中国内政国际化的手法如出一辙。国际事务的解决需要通过国际性的协调处置机制，日本言核必称自己是“唯一核爆受害国”，但又在核污水问题的处置上将本国利益置于全人类利益之上。日本政府在环境外交中所秉持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理念，在福岛核污水排放决策中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