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前不久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表示，日本对华政策正是体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具体而言，有两个层次的意涵：首先，“现实主义”意味着在对华外交中要强调主体意识、战略意识以及手段的多元化。其次，“新时代”包含着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形势研判内容，比如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如果陷入一个完全敌对的日中关系，那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新时代”一方面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点、对抗性会增加，但同时也决定了双方不能陷入“有对抗、无对话，有竞争、无合作”的状态。

杨伯江表示，从日本外务省今年发布的蓝皮书内容来看，日本现政府外交战略上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对国际局势、国际秩序的认知，特别是在威胁部分的表述比较集中。概括而言，日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威胁：第一，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威胁；第二，支撑秩序的规则面临挑战所带来的威胁；第三，支撑规则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面临的威胁；第四，安全领域的威胁复杂化。除了俄乌冲突这类的传统安全威胁外，安全的范围在扩大：一是在向产业链、供应链扩大，二是向科技领域特别是高新科技领域扩大，三是向网络、太空、极地等场域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蓝皮书中指出，“根据当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和日本或将迎来战后最大的一场危机，” 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表述，较以往的蓝皮书讲得都重。

杨伯江指出，日本在冷战后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每隔11年爆发一次。日本的危机感明显上升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当时麻生太郎组阁时特别强调“日本面临危机”。现在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口号，体现了面对危机日本国际战略该怎么办的政策方针和思路，集中说明了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和战略主体意识的增强。

杨伯江认为，岸田政府看重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加强和拥有共同价值观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所谓“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拥有共同价值观”，但目前对象已不仅是盟国美国或是像澳大利亚、英国这样的准盟国，而是进一步拓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印度、欧洲、东南亚一些国家。二是鉴于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和“不确定”，持续强化对日美同盟的借重。尤其是一些重点外交政策目标，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予以推动实施。三是从根本上强化日本自身防卫力量以及国际战略行为能力。日本年内要完成三份重要文件的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杨伯江表示，日本对华政策正是体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具体而言，有两个层次的意涵：首先，“现实主义”意味着在对华外交中要强调主体意识、战略意识以及手段的多元化。当然，从国内政治、党内政治角度来看，特意加上“现实主义”也是岸田为了淡化作为“宏池会”传人的自由派标签，以此寻求党内最大公约数。其次，“新时代”包含着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形势研判内容，比如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如果陷入一个完全敌对的日中关系，那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经过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渗透的利益纽带。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为双方所必需，彻底脱钩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种选项。可以说，“新时代”一方面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点、对抗性会增加，但同时也决定了双方不能陷入“有对抗、无对话，有竞争、无合作”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体现在此次蓝皮书中，比如日中关系“不仅对双方来说十分重要，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同时，需要与中国携手解决共同的课题，通过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