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环境外交始终囿于中等强国定位、无法摆脱日美关系的钳制以及国内政官财“铁三角”结构的约束，通过将国际问题内政化或将国内事务国际化的手段，在“利他”和“利己”中摇摆不定。

日本作为环境外交的首倡国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地位，并将之定位于“拓展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诚然，日本的环境外交也存在诸如“利己主义的干扰”以及与美欧国家“在地球环保领域存在争夺主导权的矛盾”，从而使“日本的大国外交具有强烈的地缘色彩”。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通过强化与东盟诸国之间的环境外交，不仅有助于推进日本—东盟战略经济合作关系，也试图“在地缘上牵制中国”。中国学术界通常把“力求通过参与和倡导国际环境对话与合作确立外交主导权，为实现日本‘大国化’战略再辟蹊径”作为日本环境外交的战略目的。日本环境外交的本质仍是谋求经济和政治利益，重视全球环境保护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玻璃外衣”。

（一）始于国内“草根层”压力的被动环境外交

日本的环境外交并非其全球战略的产物，而是迫于公害问题所引发公民运动的压力，以及NGO等社会组织（包括借助国际势力）与地方自治体自下而上不断推动的结果。二战结束后，日本将恢复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并通过重建工业体系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却严重忽视了环境问题。日本早期开展环境外交的目的，在于缓解受污染地区对环境公害抗议的压力，并试图以此改善国家形象。日本相关的环境法规也是在应对居民的环保运动过程中“千呼万唤始出来”，并非日本政府的主动作为。可以说，当时的国际环境合作是“地方自治体对外交往”的一部分，之后才逐渐演变成日本政府的外交活动。在推动政府并动员民众实施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例如在《拉姆萨尔公约》《华盛顿公约》的批准和履行、实施环境ODA以及联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方面，日本的NGO和地方自治体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日本NGO甚至早期就与海外非政府组织合作，向政府施压，推动环境保护进程。在NGO和地方自治体的努力推动下，日本环境外交逐渐由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并逐步改善了日本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形象。

（二）利用环境外交的“利他”外衣，加快塑造国家形象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从“竞争”走向“合作”，日本也因“泡沫经济”成为逼近美国的“大国”。日本政府亟须通过环境外交，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1988年日本政府发表《环境白皮书》，首次将全球环境问题列为本国的主要政策课题。1989年日本《外交蓝皮书》首次将环境议题正式纳入对外战略框架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并正式启动了相关外交活动。日本政府也试图将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一种外交策略以主导国际环境外交。为在国际上树立“环境大国”的形象，日本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制大力推进环境外交活动。从1989年开始，日本不但主持召开了地球环境会议、亚太环境会议、地球环境首脑会议、关于中东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相关会议，还积极参与了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提出了“地球环保技术开发计划”、“21世纪新地球计划”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援助计划”。同时，日本环境厅（2001年后升格为“省”）于1989年发布《环境白皮书》，详细阐述了日本的环境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承诺在三年内将环境领域的双边和多边援助扩大到3000亿日元。尤其对环境效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日本的节能技术以及雄厚的环境援助资金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前提和抓手。其中，日本于1994年与中国政府签署《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后，双方又陆续签订和发表了多个政府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为两国环境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日本在资金援助、技术人员派遣和培训等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帮助。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上述举措为其日后更为积极地实施环境外交做好铺垫，并谋求在国际环境外交中占据引领地位，加快塑造国家形象。

（三）受阻于产业界抵制的积极环境外交

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热点议题，日本在环境外交上也表现得更加活跃和积极。1997年斡旋世界各国、举办京都会议并签署《京都议定书》，标志着日本环境外交达到了巅峰。日本国会于2002年6月批准《京都议定书》，承认了日本政府提出的“目标达成计划”。此后，日本持续加大环境ODA的援助力度，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倡议”“美丽星球50计划”等一系列颇具可行性的举措，环境外交空前活跃。然而，聚焦于碳减排问题而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受到日本产业界抵制。这是因为，若按照当时瑞典等国家实施的碳排放税的标准衡量，每减排1吨二氧化碳所需支付的税金，美国只需20—30美元，而日本则要300—400美元，也就是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努力发展节能技术的日本反而要比未采取任何节能措施的美国接受更大的“惩罚”。可以说，日本政府罔顾国内产业界的实际情况、一心瞄准“环境外交大国”政治目标而采取的举措，势必会遭到国内各界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不得不改弦易辙埋下了伏笔。

（四）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借口，重返“利己”本位的环境外交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的环境外交一改往日的积极态度，重返其“利己”本位。同年11月，日本政府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二轮谈判会议上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碳减排计划，这无疑是受大地震影响，日本不得不进行国内能源结构的调整，增加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骤增。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组阁后，表示将重新考虑能源和气候政策，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安倍经济学”直接将国家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增长上，日本的环境外交力度因此大幅退步。不仅如此，大地震导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处理后的核污水存入特殊容器保存至今。然而，随着核污水不断与地下水、雨水混合，预计2022年9月将达到储存罐容量的上限137万吨。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在两年后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过的核污水排入大海。这标志着，日本将人类共同家园的海洋当成了倾倒垃圾的“私有地”，彻底丢掉了环境外交在国际开发中的“利他”外衣，使其倾多年之力建立起来的环境大国形象轰然倒塌。纵观日本环境外交的发展历史，日本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综合实力弱于美国和欧盟，却试图承担引领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成长的责任。虽然日本在环境外交中一直力图说服大国，同时带领小国，主导国际环境外交的发展，但“超级大国”并未在行动上与日本保持一致。同时，日本在推进环境外交中，主要依靠环境ODA手段，而在招投标中又设计了有利于日本企业中标的模式。日本依靠先进的环保节能技术，研发了大量占领国际市场的环保产品，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空间。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环境外交多是“排面活动”（symbolic event），不具备“可持续”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功利主义倾向。日本“打着环境援助的公益大旗”，“一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一边参与全球治理，一边追逐国家目标的重构、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权力的增值”。另外，日本政府在选择被援助对象时，也会充分考虑与本国经济利益具有密切关联的国家或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企业迅速推进海外战略，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随之，诸如水泥、钢铁产业等一大批重污染型企业转移到上述区域，“污染输出”成为该时期日本企业海外战略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雾霾、沙尘暴等环境问题所带来的跨境影响日益严重，导致日本曾经积极推进的企业海外战略最终造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后果。可以看出，日本在环境外交的区域定位上瞄准亚洲近邻国家，其意图也不乏减少日本在跨境环境方面的“受害”问题。近年来，为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积极与东盟开展环境外交，包含了试图牵制中国的意图。日本政府对东北亚及东南亚国家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所持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思维模式，归根结底还是以本国利益优先，并非将环境保护提升到了地球公民责任或者公益事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