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安倍遇刺身亡以来，如何评价安培的“功绩”与“过错”，是日本社会舆论中热度极高的话题之一。从2020年安倍宣布辞职时起，讨论安倍功与过的声音就始终未曾间断。作为日本近代以来累计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无论是安倍的政治主张还是其经济政策，都在日本社会掀起了巨大回响，其言行的影响力也已溢出了日本列岛，成为左右东亚局势乃至国际局势演化变革的重要因素。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对安培功过的评价日益呈现出出两极化的趋势。

一、对安倍的积极评价

在日本国内，对于安培的积极评价较为“主流”，这一点从安培执政时期居高不下的民调数据以及其辞任首相后依然保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皆可见一斑。对于安倍的积极评价主要体现在安倍的经济政策、安全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方面。

其一，安倍二次执政期间提出的经济政策，即“安倍经济学”；该政策以放宽金融投资、提高政府对国内基建建设的支出、刺激民间投资为核心。除了推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安倍执政时期的财政政策也极为灵活，对于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亦不乏亮点。安倍政权积极利用海外“人力”资源刺激日本经济，一方面鼓励发展旅游业，吸引大量外国游客赴日消费，另一方面继续维持“技能研修制度”，大批引入外国人劳动力，利用其低廉成本对冲国内物价上涨带来的经济乏力因素。上述措施提升了金融服务等行业的运行活力，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的经济走出了近20年的低谷期，更是连续71个月持续增长，实现了日本的经济复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经济方面的成绩是安倍获得日本国民普遍支持的最大“筹码”。

其二，关于日本的安全政策调整。2015年，安倍政权通过了由10项修改法案和1项新法案组成的“新安保法”，使日本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放宽了武器运输和供应标准、赋予了自卫队“驰援护卫”的职能、提升了自卫队与美军以及其他国家军队的合作紧密度。除此之外，安倍在2020年辞去首相职务后，还多次强调要将日本的防卫经费提升至GDP的2%。安倍本人一直将修宪作为其政治夙愿，而在安全政策上，推进日本自卫队由“专守防御”向“正常军队”转变。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架空现有宪法第九条，还可以借频繁涉足“海外有事”积累既成事实，推动国内的修宪运动。应该看到，上述表现和主张赢得了日本主流右翼势力的认可与支持。

其三，安倍以其长期执政给国内政坛带来的稳定局面为基础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提出了“价值观外交”与“俯瞰地球仪”的口号。在进一步加强日美协调的基础上，日本的国际声音愈发“响亮”。在亚太安全、国际协作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等方面，安倍提出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更加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主张都取得了一些让日本国民感到“满意”的成绩。此外，在日本的“北方领土”问题以及“驻日美军”问题等传统外交难题的处理上，尽管安倍未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但其基本展现出了一个符合日本国民期待的外交家应有的形象，并且与普京、特朗普等大国领导人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在中日关系方面，尽管安倍的很多举措有悖于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发展大局，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其执政时期中日关系逐渐从2012年的低谷期开始复苏，在冷淡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并未进一步趋向恶化。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安倍不采取选边站的态度在日本国内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好感。尽管其态度并未取得中国方面的信任，但日本并未完全按照特朗普的指挥棒起舞的立场，客观上也为中国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当然，毋庸讳言，日本对美国“贸易战”的抵触也是基于其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做出的抉择。

二、对安倍的消极评价

与积极评价主要体现在长远的战略角度或宏观的经济角度恰好相反，日本社会对于安倍的消极评价主要涉及民生环境改善进度缓慢、对法律法规及伦理道德的无视、对外交政策成效等方面的质疑。

第一，安倍的经济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体注入了兴奋剂，但由此产生的效力和效益在日本民众的生活中体现并不明显。尽管根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显示，“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刺激政策带来了劳动人口的大量提升，但是，安倍经济政策推动日本的支柱产业从制造业向金融等服务业转变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力人口就业方式的巨大改变。据统计，日本现有就业人口中有近三成是以灵活就业的方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就业方式正在逐渐打破；这对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是短期内的劳动力人口增加所无法解决的。此外，安倍推行的积极金融政策与灵活财政政策在导致了股价飙升、日元升值等“繁荣表象”之下，是日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枣核型社会逐渐向金字塔型社会转变的冷酷现实。实言之，底层日本人的信仰危机问题、犯罪率升高等问题都被经济形势的表面光鲜所掩盖。直到安倍遇刺事件发生才让一直高呼日本复兴的媒体注意到，长期不受社会重视的宗教问题、犯罪问题、社会救助问题等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安倍经济学给日本社会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第二，安倍执政时期的个人丑闻导致了对安培无视道德法律的评价。2017年“森友”、“加计”两所私立学校低价购买国有土地的问题被曝光后，安倍曾被质疑向财务省施压促成交易，使得用于形容下属揣测上司意图的“忖度”一词成为当年的流行语。这一事件导致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另外，安倍执政时期的“赏樱会”事件，也将安倍与挪用公款，违反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联系在了一起。尽管上述政治丑闻最终都由他人出面来承担责任，但是在2022年7月12日日本雅虎网的调查中，“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丑闻以及“赏樱会”丑闻，分列“安倍政府给民众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排名第一位和第四位。由此可见，安倍个人的政治污点也成为其负面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尽管安倍的外交政策使得日本在国际上，特别是亚太、印太领域的影响力上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与日本付出的努力程度相比，其外交成效多华而不实，依然要被打上问号。例如，安倍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直到2019年才召开了外长级会议，最终也仅限于确认了一些框架性合作意向，并无实质性成果。而为了推动“印太构想”，安倍提高了对非洲、东盟成员国的经济援助力度，并承诺进一步推动日本对上述地区的投资。但无论是非洲各国还是东盟各成员国对日本的举措反应较为冷淡。而新冠疫情初期，为避免某些外交成果的流失，安倍执意推迟日本的“封关”，这一举措也遭到了日本国内的普遍诟病。此外，疫情期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也是在日本民众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由安倍政府“强行”推动的。给人的印象是绿色、环保标签下的囊中羞涩和乏善可陈，除了在经济上“入不敷出”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为人称道的积极影响。还有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5月美国与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这也让日本国内舆论对安倍发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慨叹。

三、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首先，经济背景不同带来的评价差异。在“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的扶持下，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提高消费税、廉价外国劳动力抢本国人饭碗、育儿成本提高、非正规雇佣增多、工资增长幅度低（位居发达国家之末）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基础生活条件难以得到相应的改善。相反，富裕阶层则因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安倍的政策表示支持和拥护。由此可见，安倍的经济政策难以使整个日本社会再次享受经济发展红利，因而难以获得低收入人群的支持。

其次，政治立场不同带来的评价差异。随着日本经济萧条的持续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社会的保守色彩渐趋明显。长期以来，日本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在安培引以为傲的外交领域，普通日本人对日本外交上取得的“成就”敏感度不高，而对于日本长期存在的与邻国关系紧张或不睦、与美国关系“不对等”等问题，安倍也没有提出明显有效的解决方案。安倍在特朗普访日期间陪同特朗普打高尔夫球没有跟上特朗普的脚步摔入沙坑中的画面，被很多人认为是安倍外交的真实写照。日美关系未有实质性改变也是尽管安倍有看上去不错的外交成绩，却依然被很多日本人诟病未能改变日本的对外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导致日本国内对安培的评价趋向负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外交政策路线模糊带来的评价差异。随着中美两国摩擦的加大，美国试图以意识形态重新“团结”西方阵营。而地缘关系以及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完全追随美国以意识形态作为选边站的唯一标准。尽管安倍努力打造日本在外交上独立自主的形象，但是在中美、俄美、中欧、俄欧关系中摇摆不定，并不能总是保证日本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安倍将“价值观外交”修改为立场更为模糊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不但难以让日本国内理解安倍外交的清晰思路，也导致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外交路线无法准确把握而反应谨慎。

总之，日美关系的特殊地位也很快导致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逐渐倒向紧跟美国步伐，又总是步履蹒跚的窘境。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在2020年卸任首相一职后仍不甘寂寞，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时不时发表一些“惊人之语”。安倍还公开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飞速好转”，并在一年后重返政坛，接任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派”（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的职务。客观而言，安倍在自民党内外仍然保持有颇为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很有可能为了实现自己修宪的“执念”而第三次上台。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7月8日被刺杀后，安倍前首相在奈良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辞世，同时也永诀了其政治生涯。然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安倍政治遗产的梳理、检视和评价才刚刚开始，而且将会持续下去。当然，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的动向和岸田首相在内政与外交等领域的新举措更值得世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