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安倍时代(1)，日本的核心政治议题是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地缘政治的安全压力，并加强对华博弈的能力，成为“正常国家”。在安倍晋三长达9年的长期执政期，军事大国化早已成为日本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辞去首相一职后的安倍仍通过其政治影响力牵引岸田政府大力扩充军备，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对华展现强硬姿态。安倍遇刺身亡后，岸田政府将延续这一战略，进一步以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为抓手，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实现军事大国化为目标，依据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与美西方国家一起与中国展开从价值观、地缘政治到军事安保等多维度的对抗，中日关系因此面临严峻考验。

01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

受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地缘政治安全局势升级，以及日本右倾保守化加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如何推进军事大国化，提高日本军事能力，成为“正常国家”,是安倍时代最核心的政治议题之一，也是安倍坚定遵循的行动逻辑。后安倍时代，日本不仅不会减缓军事大国化进程，反而会通过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和“中国威胁论”,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度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全面、系统地修订安全保障战略等综合手段，实质性地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

(一)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地区紧张局势，为推进军事大国化制造借口

为增加防卫预算和扩充军备，日本一直在引导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地区紧张局势。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安倍强调日本应“保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安倍扬言，“在日本受到攻击而依赖美国反击的情况下，难道只能看着美国的年轻人独自去面对危险吗?”“如果美国派出了10架战斗机，日本连派出1架都做不到，那么日美同盟就会失效。”(2)

2021年11月，岸田首相检阅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表“训示”,强调日本将强化必要的防卫力，不排除拥有在对方国家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3)岸田还特意乘坐装甲车和坦克，此举和2013年安倍首相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登上自卫队新型战车，乘坐编号“731”的自卫队飞机的行为如出一辙。随后，岸田首相在上任后的第二次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希望强化日本的防卫力，使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以应对地区紧张局势为由，图谋扩大防卫装备出口，提高日本的“反击能力”,安倍借机抛出要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的主张。安倍认为，同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意大利可以利用北约的核武器，即所谓的“核共享”,那么日本也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利。其实，安倍提出“核共享”的目的就是要架空“无核三原则”,为日本拥核松绑。安倍的“核共享”论调得到了保守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支持。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高市早苗建议党内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讨论，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允许例外。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向外相林芳正提交建议书，要求政府讨论“核共享”以强化日本的防卫力，并将防卫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对此，自民党内就共同运用美国核武器的可能性举行内部讨论。

日本朝野此时围绕“核共享”的讨论显然是在造势，一方面是为了试探国际社会对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反应和态度；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国内谈论核武的政治禁区，为今后日本社会能够接受拥核主张，推动拥核正当化扫清舆论上的障碍。对于“核共享”,尽管岸田本人持慎重态度，日本短期内也无法实现“核共享”或拥核，但在保守和右翼势力的裹挟和助推下，“无核三原则”已经松动，日本意欲强化战略威慑力和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渲染，值得关注和警惕。(4)

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政坛甚嚣尘上。日本历年版《防卫白皮书》都格外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认为中国崛起就会“以力量改变现状”,从而造成“日本周边环境恶化”。在日本政客的逻辑中，日本需要发展自身军事力量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5)综合近年来日本历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的阐释，日本对华战略性、主动性和强硬程度在不断增强。为了提高军事对抗能力，日本一直延续着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地区紧张局势的策略，为扩大防卫预算、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制造借口，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专守防卫”,“增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在这一逻辑下展开的。2022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防卫白皮书》一如既往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继续试图以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深化合作，两国的舰艇和飞机也在我国周边进行联合巡航和飞行。”(6)

(二)不断提高防卫预算，为强化军事安保能力提供资金保障

为实现军事大国化，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日本政府不断调整防卫预算，打破占GDP不超过1%的惯例。尤其岸田内阁新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2022》中，明确提出要增加防卫预算，5年内实现防卫力的根本强化，以应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包括“应对权威主义国家对民主和自由的挑战”。(7)在防卫预算的具体用途上，除用于增强导弹防卫和西南诸岛的防卫外，还将用于增强日本在太空、网络、 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能力。(8)

另据《每日新闻》披露，2023年度的防卫费预算约为5.5兆日元，将再创新高。此次预算案调整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贯彻岸田首相提出的“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主张，必要时将以“事项要求”进行应对。所谓的“事项要求”当中将包含具有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部署和无人机购买的费用。(9)据此推测，5.5兆日元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的金额，2023年度最终防卫预算额或将超过这一金额。甚至自民党内部有人认为，防卫预算应追加到7兆日元。从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的趋势看，逐年提高防卫预算已成为日本扩充军备的必要条件，保持连续增长的态势似乎不可逆转。

防卫预算的增加也让日本在承担驻日美军费用上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日美军事合作将变得更为紧密。为强化同盟关系，稳定推进日美“2+2”会议，进一步密切双方军事安全合作，日方拟将该预算改称为“日美强韧化经费”。日美双方围绕自2022财政年度起连续5年的美军驻留经费已达成共识，日本总共将承担约1.55兆日元，平均每个年度承担约2,110亿日元，经费重点将用于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新设的共同训练项目。(10)尽管近年来日美两国在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上多有分歧，但为了加强对“中国和朝鲜的威慑力”,日本今后不断提高负担金额，满足美军在日本部署和运用“最尖端装备”的需要，已成趋势。

(三)修改安全保障战略和相关法案，实质性地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

在安倍长期执政期间，日本相继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4年)、《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2015年)、《国际和平支持法案》(2015年),修订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18年)等一揽子安全保障法案、大纲等，实质性地推进了军事大国化战略。

岸田执政后，在安倍推进的安全保障战略的基础上，试图进行调整、升级和增容，进一步应对日美军事安全合作新需要、地缘政治新变局和所谓的“中国威胁”。岸田政府将在2022年12月重新修订安倍的“安保三箭”(11)。为此，自民党专门成立了“安全保障调查会”,并于2022年4月公布了《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订建议》,建议岸田考虑将此次修订案与美国的战略文书进行统合，以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为参考，重点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在此基础上制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12)

尽管岸田尚未公布修订案细节，但据前经济产业省官员谷贺茂明称，“赢得参议院选举大胜，将迎来‘黄金三年’执政期的岸田，会因为三年内没有国政选举而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扩充军备”,“无论修宪是否成功，岸田都会利用国民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不安感，不断用既定的事实突破宪法的限制，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共同对抗中国的防卫战略。”(13)

2022年7月自民党获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岸田表示要“尽快发起修宪动议，并进入国民投票程序”。(14)应该说，胜选之后的岸田在修宪、修订安全保障战略和扩充军备上拥有了一定的时间，及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导力。正如学者吴怀中指出的，“未来10年，反映在国防方针、军事战略、武器装备、防卫预算等方面，日本将大概率以邻国极不乐见的方式实现某种军事崛起。”(15)

02继续利用中日“结构性矛盾”提升对华博弈能力

“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日之间难解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从安倍执政后期开始，尤其在中日两国向好发展态势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后，以安倍为首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在上述问题上小动作不断，企图借此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达到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目的。安倍辞职后，特别是岸田执政以来对中日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之举，相反两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有激化之势。安倍遇刺身亡后，岸田或许会适度调试中日两国在上述地区的紧张关系，以换得在经贸领域上的更大合作，为其国内经济政策——“新资本主义”注入活力，但不会根本放弃对华博弈这个抓手，总体上还是会延续安倍的强硬对华路线，甚至表现得更具攻击性。

(一)再掀钓鱼岛舆论风波，升级军事对抗的准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尤其在美国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之后，中日钓鱼岛问题又呈现高度对抗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右翼势力和媒体极力进行钓鱼岛危机的话语建构，将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航一事，渲染为与疫情并列的日本又一大“国难”,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予以军事反制行动。《正论》杂志刊文称，“中国企图用军事高压夺取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的形势已迫在眉睫，中国海军在对抗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上已占据优势，夺取钓鱼岛的危险性显著增强，如果这不算国难的话，还有什么算国难呢?”(16)《产经新闻》发文称，“中国从战略和武器装备上正在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做好战争的准备”。(17)

二是辞职后的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比执政时期表现得更加强硬。安倍明确表示，“日本应该以毫不动摇的意志，坚决守卫钓鱼岛。考虑到中日间相互对抗的风险可能会加剧，应进一步强化海上保安厅的护卫能力”。(18)岸田上台后，基本延续了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频繁举行联合“夺岛演习”,尤其是2021年12月23日的军事演习，将“海上执法行动”的权限从警告、驱逐级别上升到自卫队可动用武器的级别，演习内容包括针对中国海警或海军船只实施拦截、撞击甚至开火等战术动作。另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多次进行针对中国的离岛防卫作战联合军事训练。日本的上述举动，加剧了中日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为此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

(二)频打“台湾牌”,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为提升军事实力制造借口

安倍在台湾问题上向来立场暧昧，与亲台派关系密切。2017年1月，日本方面将对台“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进而提升了访台官员层级。即便是辞职后，安倍依然利用其政治影响力，牵引日本政府对台独势力频频释放错误信号。2020年10月10日，《产经新闻》特意登载文章悼念李登辉，对其台独分裂行径大肆“褒奖”。同日，该报还高调刊登“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的反动言论，为台独势力站台“背书”。(19)随后，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率领约10人的超党派国会议员窜访台湾。访台期间，森喜朗向蔡英文带去安倍的问候，并表示“台湾地区和日本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今后将进一步构筑友好关系”。为此，2022年5月，以政治家、企业家，学者为中心的台湾亲日派、知日派和台独势力共同筹备成立了“安倍晋三之友会”,与日本“李登辉之友会”遥相呼应，彼此勾连。

当然，日台关系急剧升温，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博弈有关。在美国加紧遏华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一方面受美国战略的牵引，另一方面争取对华博弈优势的倾向增强。2021年12月1日，安倍扬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20)。安倍的亲信高市早苗随后也在东京都内发表演讲，渲染台海危机，要求政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日美共同作战计划”。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在地缘政治上表现得异常积极，借机转嫁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插手台湾问题，图谋与美国联合武力介入台海局势。2022年2月，安倍在有关俄乌冲突的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占领台湾，对日本而言是一个重大事件”(21),别有用心地将台湾问题与俄乌冲突联系起来。一个月后，安倍与蔡英文举行线上会谈时共同表示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绝不允许外力改变台湾现状”。(22)以安倍为首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极端言行，使中日间的矛盾被激化了。

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也一改涉台谨慎态度，以台海局势紧张为由，决定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派驻一名现职防卫省文职官员，以加强对台海情报的处理能力，密切对台联系。安倍遇刺身亡后，赖清德赴日出席安倍葬礼。尽管赖清德是以所谓私人身份参加葬礼，但他毕竟是台湾地区现职副领导人，其行为显示出日台之间的关系已经从“非官方”向”准官方”转变。2022年7月15日，《产经新闻》又别有用心地整版登载包括“安倍晋三之友会”在内的175名台湾人及企业联名悼念安倍的信息，显示出台独势力在日本的高调行径。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随后日本同七国集团(G7)外长发表涉台联合声明，无理要求中方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8月5日，岸田首相与佩洛西会面，双方公然谈及台湾问题，岸田妄称中方导弹落入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日美两国将为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继续密切合作。(23)

岸田执政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延续了安倍的亲台政策，其对华态度强硬，不排除有扭转对华被动局面的考量，但更深层的战略动机则是怂恿美西方与日本共同介入台海局势，推进台海与东海联动，将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和复杂化，形成对中国的新一轮围堵和压制。正如学者吴怀中所言，“日本图谋利用台湾作为战略棋子，诱压美国及日美同盟介入台海，以拖住并确保美国对整个离岸岛链的看管和威慑。”(24)岸田政府出于对华战略焦虑和地缘现实利益的需要，已将台湾视为“利益攸关方”,恐不会改变强硬立场，会继续打“台湾牌”,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借机扩充军备，提升防卫力。

(三)借打“历史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

后安倍时代，日本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多轮冲击。为释放国内民众因疫情积蓄的不满情绪，减少政府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日本右翼及保守势力借打“历史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其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有两点值得警惕：

一是要警惕日本结束谢罪式外交的历史，正面书写日本过去的对外侵略历史。安倍于2020年10月接受《产经新闻》的独家采访时宣称：“一直以来日本都是作为战败国反复进行着谢罪式的外交，如今各国与日本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几乎已不存在，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永远背负谢罪的宿命，必须与谢罪外交彻底诀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事件，有必要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加以审视，西欧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日俄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勇气。” (25)再如，关于慰安妇问题，安倍称“对于强征慰安妇缺乏证据，是基于多数人的认识的，这就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打上休止符了”。(26)安倍的言论显然严重违背了“村山谈话”精神，与自己在日本战败70周年上发表的“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所谓“安倍谈话”大相径庭。

二是要警惕日本用“战略性历史观”彰显其国际贡献。“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第三代会长、右翼文人八木秀次，公然宣扬“日本要在当今国际社会中重述自己的履历，与其坦率地反省无法回去的历史，不如自信地走好以后的路，在国际社会中彰显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地位，这才是日本的战略性历史观。”(27)安倍与右翼势力借新冠肺炎疫情掀起的这股“历史翻案风”,将“否定侵略历史”升级为“战略性历史观”,图谋重构日本侵略历史及相关历史叙事。

岸田会在多大程度上继承安倍的错误历史观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从其上台执政前后的言行看，是有很大变化的。竞选自民党总裁前一向以反战、温和派面目示人的岸田，上台执政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或许不会像安倍那样言行激进，但是会公开迎合和支持右翼势力，这意味着岸田未必能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应该看到，安倍的错误历史观代表了日本政坛相当一部分人的历史认知，受此制约，岸田应该仍会采取暧昧态度，既不表态赞成，更不会批评安倍的错误历史观。尤其在安倍遇剌身亡后，预测岸田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在历史问题上仍以外交辞令和官方口径来处理，但也不能排除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和右翼势力的抬头，为了释放国内政治压力，转嫁国内矛盾，甚至为了牵制中国，会纵容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动手脚。

03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从安倍晋三辞职，结束长期执政，经过短暂的菅义伟政权，以及自民党总裁选举引发党内激烈竞争，再到岸田文雄执政，日本政坛的复杂多变之势似乎随着安倍遇刺身亡，标志着“安倍时代”的终结，真正意义上的“后安倍时代”的开始。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密斯的话称，自民党正处在重大代际变化的前夕，该党由“老人”长期主导的派系政治可能已结束，自民党即将迎来重大变革。

可以预见的是，后安倍时代日本右倾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不会迅速消散，而且安倍遇刺身亡恐将加剧日本民众的焦虑情绪和不安全感，刺激民粹主义抬头，助推右翼和保守势力膨胀。同时，伴随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日本在战略焦虑和亢奋中，对华戒备、防范、对抗的心理会变得更加强烈；“中日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矛盾及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化解；在意识形态、经济安保、台湾问题等领域，则由于日本积极动用遏制性政策工具、强化对华制衡而成为新的矛盾焦点”。(28)

当然，也应看到，尽管日本基于日美同盟和地缘政治利益考量，加剧对华战略博弈，但鉴于两国在抗疫、环保、科技、经贸等诸领域仍有合作的现实需要，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及由此给日本带来的红利和经济提振作用，使日本对华基本政策和态度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尤其安倍遇刺身亡后，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掣肘的岸田在处理中日关系上会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回旋空间。如2021年10月8日岸田文雄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表示：“建立稳定的关系，对中日两国、地区及国际社会都很重要”,要“继续同中方进行对话，就各种共同问题开展合作。”(29)2021年12月27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视频通话，岸信夫说，日方愿与中方克服疫情影响，加强战略沟通和危机管控，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30)岸田政府的上述举动也表明，在硬对冲与软对冲之间兼顾平衡，与中国互利合作，确保两国关系可控，仍是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的策略选项。

从长视角来看，如学者黄大慧所指出的，“美国的战略管束、‘安麻体制’及政坛保守右翼坐大、已被毒化的对华‘舆情民意’,这‘三座大山’可能远非岸田的政治权势与战略魄力所能对抗或搬动。”(31)“‘制衡中国为主，协调为辅’的基调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在日本‘保守化’‘右倾化’的国内大环境下，无论谁担任首相，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日本现行的对华政策基调都难以改弦更张”。(32)

由此而论，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发生变动、俄乌冲突与地区安全风险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已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岸田政府，将会为加速推进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进程，以强化对华博弈为借口，与美西方国家一起与中国展开从价值观、地缘政治到军事安保等多维度的对抗。正如岸田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所表示的，“通过日美澳印四方机制，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将日美同盟推向更高的高度”,“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33)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机遇与挑战中面临严峻考验。

本文出自《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