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2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的纪念日，然而，当前中日关系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因为近些年，日方屡屡在中方核心问题上挑衅，使得两国关系甚至出现倒退之势。中评社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他就当前中日关系、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军费问题、日台关系、日本核废水排放等众多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吕小庆认为，中日关系当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原因很清楚，主要在于日方而不是中方。他也指出，现在中日之间的和平受到了挑战，甚至和平面临危机，而中日关系不忘初心的重中之重，是坚决维护中日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在巩固和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友好关系。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日关系停滞不前 主因在日本

中评社记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22号出席令和国民会议的时候说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他希望在展开对话的同时，维持具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您对此怎么评价？您认为他所说的中日关系当下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吕小庆：对于岸田7月22号出席令和国民会议讲话中有关中日关系的一段话，首先应予以有保留的肯定，中方宜予以正面回应，并顺势作出一些积极回应。

对于岸田的讲话，要从两个方面完整解读。一方面，岸田强调中国是日本的邻国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这是日本首相在经济上重视中日关系并向国民发出对华客观认知的一个积极信号。岸田承认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停滞状态，并呼吁通过对话来维持中日建设性的稳定关系，这有其敢于面对当前中日关系困难客观事实并希望得到改善的一面。另一方面，岸田刻意将中国定义为邻国，而不是事实上最重要邻国之一，反应其对华关系刻意矮化的一面。其次，中日关系不是简单的停滞状态，而是遇到了很大障碍，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甚至出现倒退。特别是在涉台问题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日本高层政要时而踩踏中国底线，日本社会舆论甚至出现对华战争选择的重大安全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官方和朝野对华发声的一个重点，是极力强调中日高层对话，特指中日恢复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从表面看，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和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呼吁通过双方高层对话交换意见，用政治引领正面引导，达到消弭误解、求同存异的成果，是积极和正面的。但是，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从过去一段时间到目前来看，中日最高领导人对话的条件不成熟，对话基本环境并没有建立。换句话说，日方在向中方呼吁对话的同时，却紧闭着与中方对话的大门，这是中日之间难以实现高层对话的客观事实。因此。当下首先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对话的问题，而是要排除对话障碍、创造对话条件和改善对话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在日方不断提出对话的时候，我们对此应该明确指出并对外说明，中方欢迎对话，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日方破坏了对话的条件，事实上关闭着双方对话的大门。

日方现在经常用“建设性”来强调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的态度，表面上看无可厚非，但从日本近年来对华外交“建设性”的实践看，日方的所谓的“建设性”是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日方的“建设性”往往是不以中日关系的基本准则为要，在事关中日关系大局问题上一味坚持日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它认为这是建设性的。二是日本假借维护“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价值观为由，在涉藏、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它认为这也是建设性的。实质上，日方的所谓“建设性”单方利己且具有攻击性，对双边关系造成破坏性，如果中方认为并接受这种对话是建设性的话，无异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和吞下被外来势力干涉内政的苦果。所以，对日方的所谓建设性，我们应该有精准的解读，要排除日方在“建设性”下的埋雷。中方当然希望真正建设性地改善中日关系，但双方一定要本着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诚意相向而行。对建设性这个词本身我们不必反对，对于日方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还是要做出积极的回应。

中日关系当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原因很清楚，主要在于日方而不是中方。第一，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已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挑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对此，王毅外长在马尼拉的时候对日本外相林芳正指出了这一点，日本国家战略的对华指向出了问题。第二，日本对华政治外交层面出了问题。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根本基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但是，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之际，前不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却公然窜访台湾，参拜台独分裂势力总代表李登辉的墓地，与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等见面，期间发表鼓动日本和台湾联手抵抗中国统一而不惜一战的战争叫嚣，对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予以可谓无以复加的支持，言行极为猖獗而危险。第三，军事层面。日本防卫副大臣不久前公然称，如果大陆要对台湾动武，日本可能要参与，要给予可能的支持。日本政府主管国防的阁僚，竟然把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提高到本国军事决策层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极端情况，绝不可轻视之。第四，中日经济关系规模巨大，双方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中日之间经济互补性强，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供应链，是中日双方的共同诉求。但是，日本今年7月23号推出对华半导体限制措施，实际上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即便损人不利己，日本也要强行推行对华既定的经济安保政策。第五，日本完全无视一衣带水的中国亿万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关切，完全枉顾中方一再的呼吁和警告，执意实施向大海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反映日方对华的极端无礼和狂妄，中日双方政治互信几乎荡然无存。

重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自主性 中日韩三国可合作共赢 

中评社记者：在美国对华政策大幅调整的当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出现很大转变，您认为这背后原因为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日本和美国在军事、价值观等方面越来越密切的联手？

吕小庆：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些年来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和重大变化。简而言之，影响负面，变化不容乐观。美国对华政策转变有迹可循，最早出现在十年前奥巴马时代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把遏制中国发展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事实是日本对华政策彼时也开始了防范为主的重大调整。到了特朗普执政后期，对华全方位打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特朗普时代的对外政策特点是“美国优先”，甚至对自己的盟友都要压在身后。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采取的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对外政策，在中方高层政治引领之下，安倍政府对华采取了一些主动改善关系的积极举措，中日关系保持了相对平衡。拜登上台以后，对外采取高度重视盟友的策略，日本作为美国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地位更显重要。岸田政府则采取了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在遏制打压中国的问题上，甚至扮演打头阵的角色。 

美日同盟对华关系的影响，个人体会有两点。一是美日军事同盟是以美国主导，日本对华政策一定受制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日本的对华外交具有不完整、不独立的一面。二是日本不轻的体量对美有一定牵制性和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对华政策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回旋余地。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和空间，有些与美国合拍，有些则不是，不能简单地说日本是“追随美国打压遏制中国”。所以，在考量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时，首先要确定美主日辅的基本研判，同时要充分利用好日本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一面，从顶层设计高度，在日本问题上做好中美关系的平衡，平抑日本对华关系中美国的负面因素。所谓价值观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价值观联盟，不过是美欧日澳等西方阵营在冷战结束后，企图继续压榨剥削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联盟。价值观议题，是西方利用长期以来主要由资本形成、由统治集团主导下的话语权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伪道德制高点。日本高调鼓吹的价值观，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主要包括四个词条：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从字面上与我国核心价值观并无二致，从日本现实对外政策上，所谓价值观议题也经不起推敲。简单举例，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日本这些年着力发展与越南的关系，甚至向越南援助军舰等武器，价值观问题何在？再比如，这些年日本大肆宣扬印太战略，与印度等国拼凑旨在围堵中国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日本与印度的共同价值观又何在？我个人认为，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一样，所谓价值观问题是日方干涉中国内政、企图牵制和分化中国的一个抓手和工具，也是蒙蔽欺骗日本国民的一个光面堂皇的理由。

中评社记者：据悉，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印度尼西亚与日本外相林芳正会晤时提议中日韩举行高层会谈，您认为这释放了一种什么信号？这样的高层对话对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改善有何益处？

吕小庆：首先，中日韩三国政府领导人会谈，原本就是既定的机制化安排。按照议程，2019年成都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之后，下一场应该是韩国举办，但后来中断的原因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是疫情，第二是中日韩关系在这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中日和中韩之间。目前看，虽然中日在积极推动，但韩国对此事显然不积极，背后是否有美国因素不得而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是东亚最重要的三国基于地区和各自国家利益而建立的一个政府最高领导人对话机制。中日韩之间最大的共识是，作为亚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经济上有高度互补性和相应依存度，只要调整好的话，三方都能合作共赢。中国积极推动恢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表示中方不忘初心，继续将中日韩经济打造成为地区经济合作的样板，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自由化遭遇挫折情况下，中国政府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作为重要契机，对维护和推动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突显重要。

台海问题必须高举和平大旗 日本若插手势必引战

中评社记者：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近日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公然声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动武，日本“很有可能向台湾提供某种支持”“不确定是防务装备支持还是后勤支持”、“日本为此也可能寻求与美国、英国等重要盟邦的防卫合作”。对此您如何评论？这是否是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公开宣示“挺台”的又一次“试水”？ 

吕小庆：首先还是要谈一下日本防卫副大臣涉台谗言妄语的背景。一个背景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爆发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个别对华不怀好意国家，混淆台湾问题与俄乌战争，企图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另一个背景是岛内台独分裂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表现极为猖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所面临的内外严重挑战前所未有。一个突出事件是，去年8月2日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对我们如何在外部势力干预下解决台湾问题形成巨大考验，消耗了我们极大的外交资源，对日本干预涉台问题给予了事实上的鼓励。

明年年初，岛内将举行领导人换届选举，现在也就剩4个多月，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国民党轮替上台，形势并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提出上述问题，绝非寻常，这是日方从军事层面向岛内的分裂势力发出支持信号，是试图对我们不放弃武统台湾形成一种压制，阻止我们加快统一台湾的进程。

井野的涉台问题表态，突显日本台湾问题上的“三个上升”。第一，上升到日本的政府阁僚级高官层面。这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高层可以公然发声干涉。第二，上升到军事层面。由政府主管防卫的副大臣声称日本可能介入台海战事，这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明火执仗的突破。第三，上升到日本要主导台湾问题。以往在涉及中国武统台湾问题时，都是借“要基于美日同盟尽义务”，但这次并没有提美日同盟。在地缘上，日本既是美国介入台海前进基地，也是美军后方补给大本营，美国也许乐见日本在介入台海问题上充当马前卒，但不会任由日方主导。所以，这件事确实是日方的一次“试水”，看中方对此作何反应。 

中评社记者：“日台共荣首长联盟”此前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并递交要求书，要求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日台关系，制定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对此您如何评价？

吕小庆：这个问题很重要，一是关于台湾关系法，二是关于日台共荣首长联盟。炮制日本版“台湾关系法”，一直是日本朝野右翼反华势力的重要目标，但鉴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大势所趋，长期以来，该议题只是在水面下偷偷摸摸地议论和谋划。2013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本版“台湾关系法”议题逐步露出水面，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推手，正是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安倍家族与台湾的关系，远可追溯到日本殖民台湾时代，中有安倍祖父岸信介与蒋介石集团打的火热，近则安倍母亲不惜老迈身躯赴台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安倍与岸信夫两兄弟与其先祖一脉相承，在推动“台湾关系法”问题上一前一后、一暗一明，可谓相得益彰。日本自然明白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公然推动台湾关系法将使中日关系遭到颠覆性的变化，一直不敢贸然推进，但是“日台共荣首长联盟”的出现，使得情况有所变化。事实上，“日台共荣首长联盟”是日本不少地方政府首脑在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后，积极响应并串联而拼凑的团体，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推动日本版“台湾关系法”，这次由他们向岸田递交要求书，是向外界高调宣示：推动“台湾关系法”是来自日本各地代表团体的民意诉求，而不是政府的主动作为，其用意很明确，就是是为下一步推动“台湾关系法”做民意铺垫，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跟踪。此外，从这件事情反映，日本的地方政权对华政策主流以友好合作为主的局面出现了松动，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值得高度重视和有效应对。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日本政界和民间鼓吹“亲台”、“护台”的政治势力已经兴起，对此您认为，中方应如何积极、有效应对？ 

吕小庆：首先，我个人不赞同对支持台湾政体的外部势力再沿用“亲台”这个词汇。“亲台”这个词汇始自两蒋统治时期，“亲台”是特指外部势力支持岛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标签。两岸互不承认，但都主张一个中国原则。彼时“亲台”这个词汇虽然在政治上虽不恰当，但指向是清晰的。2000年秉持“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执政后，两岸政治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重点应是反对台独分裂，外部势力与台湾政体的勾连及声援、支持行为，绝不是“亲台”，而是旨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台”、毁台行径。要向世人广为宣传，世界上最亲台的只有同族同宗的14亿中国大陆人民。

从某种程度上讲，自1972年中美外交解冻以来，外部势力干涉我台湾问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猖獗，形势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我们各色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台湾问题，多是采取警告、反对等措施予以牵制和压制，但现在看来效果很有限，也与当前严峻形势和我们统一大业进程不相适应，必须采取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个人认为，打击外部“分台”势力，关键是要触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势力具体人员的实质利益，包括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采取有针对性的切实制裁行动。对日本各色人等涉及支持台独分裂行径，中方完全有理由依据中日共同制定的国际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予以制裁。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我们应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国际法属性，违反此国际法，我们当然要依法进行惩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日本政要窜台并有支持台独分裂行径，我们不能光是警告，要记账和处罚并存。

还有一点要非常明确，在台海问题上，我们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高举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大旗，同时把支持台独分裂和鼓动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台独分裂就是战争，支持台独政权和分裂势力就是鼓动支持战争，我们要坚决维护海峡的和平，维护亚洲的和平，将挑动战争的标签贴到境内外台独分裂势力的头上，牢牢把控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话语权和主动权。

大陆和台湾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说是父子关系，有人说是兄弟关系，有人说是夫妻关系，但我觉得都不对。父子可以反目，兄弟可以分家，夫妻可以离婚，但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是手足关系，是完整不可或缺的关系。把台湾分裂出去，就相当于断掉中国的一条胳膊，或者切掉中国的一条腿，必然致使中国流血而亡，所以我们要誓死捍卫祖国完整统一。我想再强调一下，对于日本支持台湾政体一事，我们一定要将其定位于企图分裂中国这个焦点上，不宜笼统地提“亲台”， 且“台独”这个词从科学的角度上理解是中性词，对非中国大陆的第三方而言，“台湾独立”这个说法不具杀伤性，所以，一定要将“台独分裂”紧紧套在一起，突出“台独”的本质是分裂中国这个要害。

过去我们笼统地说，不反对台日之间的经济文化，鼓励市场来往，但因为台湾的外交不在我们的管控范围内，所以这很难区分外来势力与台独分裂的关系。一个实例是，2005年台湾和日本实施相互免签，可中国大陆在2003年对日本单方免签，日本却没给中国大陆免签。这造成了在出入境上，台湾对日本成为不受中国控制的独立体事实，这个问题反映我们应该在政策设计上要非常缜密且详细，严防被岛内外分裂势力钻空子。

中日关系无互信 若要前行必须不忘初心

中评社记者：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对，但日本对此一意孤行。您认为日本此举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您认为日方应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吕小庆：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我想谈三点看法。一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否确有科学依据，换句话说是否对人类健康生命造成危害，这个答案事实上比较模糊，或者说并不确定。中国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主要攸关方之一，日本将中国科学家完全排除在核污染水排海标准测定和决策之外，中国完全有理由不接受日本方面的结论，即便其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立场性背书，也不能证明尚没有被实践和时间验证的结论。二是是否涉嫌违反国际法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我国著名国际法问题专家管建强先生从国际法意义上对日本核污染水（也可称之为核污染处理水）排海的研究出发，认为在涉及可能殃及他国国民健康这种问题上，日本并没有所谓的“自主权”，尤其是显然存在诸多非排海方式处理核污染水的情况下，日本悍然采取最简便方式，将可能殃及全人类的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日本政府存在涉嫌违反有关国际法条款，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保有依法追究日本政府责任的权利。三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问题。日本共同社资深记者、编辑委员冈田充先生最近发文指出，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现出极为傲慢的态度，对核污染水排海可能最直接、最大受害的中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是对中国的极其无礼和狂妄行为。我完全赞同冈田先生的看法。可以说，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反映日本政府对华已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互信。日本政府完全枉顾中国政府的劝告和警示，在美国等西方阵营的放任下，其核污染水排海方针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因此，中国对日本核污染水问题不应再报任何幻想，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反制和必要防范，并要为此做长期打算。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回首过往，您认为中日应如何不忘初心，不忘原则地继续前行？ 

吕小庆：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多年来，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中方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尤其将涉及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作为改善和推进两国关系的契机，主动积极地展开正面工作。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方做了不少努力，但日方表现消极。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日方表现依然令人失望。借此机会，我个人想强调两点，一是要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国际法意义，要强调中日双方都要切实遵守国际法，这是极为重要的。二是我们当下我们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的重心，应该是维护和平，而不是强化友好。需要强调指出，和平是友好的前提，和平是友好的基础，二者并不矛盾。现在恰恰是中日和平受到了挑战，甚至和平面临危机。因此，回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首先就是要珍视和平，回顾和平对我们两国的国民福祉带来极大的好处，对各自国家发展带来极大的利益。45年前，中日之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两国在战后国际法意义上的和平，确保了其后近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友好发展局面。而不忘初心的重中之重，是坚决维护中日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在巩固和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