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由《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承办，“2023年度《日语学习与研究》作者交流会——暨浙江地区日本学领域青年学者论坛在浙江工商大学顺利举办。论坛期间，来自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的近30位学者专家及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

主题讲座环节，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教授以《汉文脉中的日本文明史》为题，阐释了对日研究的紧迫性与重要的研究视角。特别在研究视角的分析中，指出西方学者的几个误区，并援引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表示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研究者们需要站在更有力更可靠的角度去开展研究，即立足中国研究日本，做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王勇教授还指出，日本的汉文脉藏匿在日本的文化间亟待研究者挖掘，如若我们对其置之不顾，它们终将成为文化孤儿。

复旦大学教授王升远则从杂志社的角度，对学术论文展开讲座指导，表示研究者需置身学术史的脉络中，在个人好奇心与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注重理论的沟通性，在学科意识上要淡化边界、互相吸纳，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方法及建议。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李广悦展示了2018～2022年度浙江地区日本学领域期刊发文数据分析，包含浙江各高校的期刊发文量与高水平期刊量，以及期刊发文引用频次等，以有力且清晰的数据库，提示了目前日本学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问题。

开放对话环节以“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的问题与可能”为题，由王升远教授主持，王勇教授、江静教授、刘晓峰教授、李国栋教授参与对谈，从文化的概念到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立足点以及未来走向等话题，展开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前瞻性、跨学科性的学术讨论，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带来了一场深度的思维碰撞。五位专家也贡献了多个引发现场观众深思的“金句”，王升远教授相继抛出“日本文化研究的范畴到底在什么”“是否可以把日本看作中国文化的分身”“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我们的立场该放在哪里”等引人关注的问题，王勇教授提出“文化的起源不等于中心”，刘晓峰提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做好准备为新时代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做好学术支撑”，刘国栋教授提出“言灵信仰是日本远古时期古歌形成的重要思想原因”，江静教授提出“古代日本佛教世界观是是‘不谈中心的众生平等’”。讨论中还呼吁青年学者们在研究中要告别自民族中心倾向，立足东亚圈，培养大胸怀。

在下午的青年学者发表部分，周菁以形容词为例分析了近代新词中的中日互动词在中日互动交流下的产生背景，例出“困难、伟大、重要”三个词汇，通过考察词义的演变，发掘日语与汉语间的相互影响，总结中日互动词的特点，表示考察词汇互鉴的过程意义大于单纯的中日归属判定。

蔡凤香介绍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听觉词汇加工机制的研究，将词汇按音与形的相似与否分类四项并展开两项实验型调查，最后发现不同学习阶段语音类似会产生促进或抑制效果，为日语教学带来了启发。

周妍抓住游记体裁的学术性对明治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体验与叙事展开分析，以管森鸿的模山范水游记为例，厘清游记中的地理轨迹，按古迹探寻、诗文交流、学问探讨进行分类讨论，丰富了同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内容。

邢程指出了文学研究中对内容与形式的混淆、文章学中描述的而非分析和理论的研究问题，并提出了形式分析的概想。从鲁迅《呐喊》自序展开例证，表示现代文学的主体强度不在于所叙之物而在于叙事的办法所显示出的文学空间的主权。

姚琼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祭祀空间的视角剖析了8-10世纪日本禳疫祭祀礼仪的特点，再以中国古代的祭祀礼仪加以对比，得出古代日本朝廷的禳疫祭祀呈现出点与同心圆结构并存的观点，体现出从地方到中央王权的统一与构建。

张晓舟聚焦遣隋使，从东北亚区域视角多方面地研究了倭国遣隋使的成立及其历史意义，通过考察倭国“天子”国书总结出天子称谓的多重文化含义，并从区域视角发现了朝鲜半岛地理空间意识对“天子”国书的影响。

关雅泉从阳明学的“日本化”与“日本阳明学的产生”、王阳明以及阳明学研究的回归以及阳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明治维新后日本阳明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得出需克服自国中心主义来看待阳明学发展等的启示。

王侃良从近世汉文直读论的研究史入手，整理凝练出直读论的发展脉络，并联系汉文训读法着重分析两者间的影响，发现直读论虽在表面败给训读法，却在内里推进改良影响了训读法，其理念也被训读法吸收。

交流期间，王勇教授、江静教授、刘晓峰教授、李国栋教授、张鹏教授、阿莉塔副教授、费晓东副教授、孙立春教授对发表者的学术议题进行了坦诚的评议，通过学术间的对话互动，实现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不同方法论的切磋，期待在讨论中启发，在启发中创新，实现青年学者学术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