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人简介：

商兆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东京大学博士，专业方向为日本近代史、政治思想史。著有《鉱毒問題と明治知識人》（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9月），《“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 - 1945）》（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曾获日本思想史学会奖励奖。

刘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千叶大学博士毕业，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东亚关系史、日本近代史研究；出版编著1部、译著3部；在《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日本学刊》等发表论文多篇。

讲座人商兆奇教授与刘峰教授，主持人王侃良老师

2023年12月22日，由东亚研究院主办的区域国别学系列讲座第十一场——“东亚走向近代：国家、民族、文化”于东语学院302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商兆琦老师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刘峰老师主讲，东亚研究院王侃良老师主持，南通大学崔英花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康昊教授、叶晓瑶老师、吴佩瑶老师、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墨寒教授、艺术设计学院胡玥老师以及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参考了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前，王侃良老师首先就讲座内容以及两位主讲老师的研究背景做了简单介绍。之后以日剧《朝五晚九》中日本和尚与中国和尚的不同，生动地说明日本的现代世界有很多明显人为建构的“痕迹”，而带来这一划时代变化的年份即是1872年，如近代日本学制的颁布，从旧历改为新历（西历）等等。这一时间节点对日本从“传统国家”转变为“近现代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就此引出今日讲座的第一个议程：以日本近代“国民”的概念起源和形成为切入点，来理解东亚近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国民”。首先，刘峰老师就国民概念的起源这一议题，提出了近现代社会存在人为建构痕迹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从古代社会慢慢发展起来的；而“国家”是近代以来人为打造的，“民族”这个概念也一样，是近代人类基于想象，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其次，刘峰老师以日本为例，从纵向（阶级相对固定）和横向（地域相对封闭）两个维度，论述了日本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之下身份认同较为薄弱的状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上层的官方政策和下层的民间启蒙都是为了加强日本的国民意识——近代的国语政策、文化政策、国旗、国歌的设立均服务于国民意识。此外，刘峰老师认为前近代的国民（くにたみ）身份认同和近现代的国民（こくみん）身份认同有所不同，其归因于进入近现代之后，国民从“国家的客人”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治权利、思想意识上转变。

商兆奇老师发言

接下来，就这一议题商兆琦老师做了相关补充。他认为任何社会的文物制度都既包括人为的创造也包括自然的形成，而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为创造的事物和理念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用丸山真男的概念来讲，也就是「する」（做）的逻辑开始取代「である」（是）的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丸山之外也有很多思想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这本名著中就提出来，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相对而言自然形成的、由血缘、地缘和精神缘组织而成的共同体被不断瓦解，个人从各种各样的自然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被从新编入到各种人为的组织团体中的过程。而这种小规模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被不断瓦解，个人不断被“析出”之后，又重现被编入到大的共同体（比如国家，民族）的过程。这其实也是我们理解近代国民意识形成的重要线索。国民意识的崛起，也伴随着国家主权意识的奠基，国民国家不断形成，国籍法逐步完备，国境线也开始不断明确。商兆琦老师以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为例，指出以人为因素构建的国境线和国家主权意识，一方面是减少了冲突（类似于产权明晰后，不容易发生纠纷），另一方面是加深了各政权间冲突的烈度和强度。具体到日本而言也是这样，在西方的冲击下，明治政府继续从上而下建构日本人民对于新政权的归宿感，也就是国民意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有意识的通过改变学制，义务兵制等手段来塑造日本近代的国民意识”——商兆琦老师这样说道。

第二个议题为“我们在讨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时，我们在谈什么？”。这个“议题”主要以日本民族主义的生成、展开、特质为切入点，探究东亚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的共通性和特殊性。刘峰老师首先列举了1877年至1885年“nation”对应的日语译词及其读音，讨论“nation”这一概念在日本的发展和形成。通过不同的学者对“nationalism”的翻译，刘峰老师指出只有在正确把握nationalism意涵的基础上，厘清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的区别，才能够讨论日本的nationalism在何时诞生。之后，刘峰老师分享了“原初主义论”“近代主义论”“族群性民族主义”“公民性民族主义”等多种学术观点，为我们探究民族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思考路径。围绕王侃良老师提出的“某一国家国民的性格特质是否等于国民性”这一问题，刘峰老师介绍了国民性的基本属性：“我们要知道国民性它是既普遍又特殊的，对国内宣传价值的普遍、对国外宣传价值的特殊。”而商兆琦老师则从丸山真男先生的论点“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谈起，他认为现代我们使用的大部分的政治和社会学观念都是西方冲击的产物。不管是国民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是对诞生于西方社会中的“nationalism”概念的翻译。可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两个问题出现。第一，是当时的东方人，只看到了西方社会nationalism的样态，而不能够完全了解nationalism形成的渊源和过程。第二，由于在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态上与西方社会差异巨大，“nationalism”概念在被翻译和介绍到东方社会的过程中受到了大量的传统概念和思想文化的加工，从而造成含义发生改变。考察nation或者nationalism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形成过程就能发现，这个概念与其说比较强调各民族的民族特征，不如说是更倾向于强调国民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承担社会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利。所以，法国大革命后，第三等级开设的议会，象征性地被称为了“国民议会”。但是“nationalism”的概念，伴随着西方对东方侵略，切入到东亚语境的时候，这种强调国民对于政府的主动权的侧面就弱化了，而且特别强调国民对于国家的服从和效忠，以抵御外来的压力。套用一句老话，这个过程相当于“救亡压到了启蒙”。接着，三位老师还对“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天皇制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刘峰老师认为近代日本走向歧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外，日本完成“救国”后迅速对外扩张；二、对内，明治宪法体制和近代天皇制的产生。天皇制的产生是出于日本统合国民，增加国民意识的需要。但它却宣扬家族国家观，把国家当作家庭来看，把人民宣传为天皇的“赤子”，从而留下了浓厚的封建性。王侃良老师对天皇制的产生历史做了补充，他通过日本民众对天皇态度的转变讲述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经过，日本民族认同感的塑造，以及民族意识的诉求和构造，使同学们更加直观的感受这段历史。商兆琦老师则通过天皇“入洛”和“归国”的读法，向同学们分享了“国”与“藩”的含义。并提到，日本到了近代之后，明治政府便有目的地利用天皇在政治制度上统一日本，并在文化和历史上建构日本民族的认同和自信心。以伊藤博文为例，伊藤认为，为了富国强兵必须在日本推广宪法政治，但是宪法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政治权力的分散和彼此竞争。因此，为了推广宪法的同时，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需要创设一种新的宗教模式或者说政治和制度的“枢轴”。天皇制必可避免地承担了这一角色。

刘峰教授发言

本次讲座的第三个议题是从文化着手，论述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聊一聊日本近代的超国家主义、战前国家主义。三位老师在这个议程中讨论了语言对文化构建和国家认同的影响，王侃良老师为我们分享了近代日本“国语化建设”的初期，在某些小学对使用方言学生的惩罚措施；商兆琦老师列举了西方国家在“语言文化构建”上的诸多举措；刘峰老师则讲述了西方传教士到东亚，对中日等东亚国家语言文化现象的见闻。因此，三位老师都肯定了现代国家教育政策中对标准化语言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诞生。

之后，刘峰老师认为相较于西方国家内部萌发的国民意识，东方国家国民意识的产生更多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他通过分享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论来分析了共同语言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印刷资本主义对走向近代，形成国民意识的影响。而关于“什么是文明”，刘峰老师认为首先要厘清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他通过对“civilization”在东西方文化中的翻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辨析。最后，刘峰老师还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文明是普遍的”这一观点。而商兆琦老师在探讨文明和文化时，他认为文明和文化有时可以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但文明有先后之别。商兆琦老师还特别推荐了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和罗志田的《机关枪和线装书》，并且指出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等著作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区分。福泽谕吉说过，如果比较中西方的文化，那么双方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到了近代，在文明方面，特别是在“数理学”和“独立心”方面，东方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种区分也类似于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中提出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另一方面，现代东亚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文化混淆文明，以文化上的优越感来弥补文明上的自卑感。最后，随着刘峰老师为大家回顾了“野狐禅”的故事，讨论也接近尾声。王侃良老师针对野狐禅的故事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的近代化不简简单单展示物质的发展，科技的更新，而是在要牢记东亚近代化中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场场悲剧，尤其是日本，在它的近代化过程中，给周边的亚洲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因此，就像野狐禅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哲理一样，三位老师指出我们在思考“近代”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来看问题，不应该只是拘泥于东西方的相对性，而是跳脱出“轮回”以做到“不昧”。

崔英花老师与郭墨寒老师评议

讲座后刘峰老师和商兆琦老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两位老师首先和崔英花老师、郭墨寒老师探讨了“朝鲜去汉字的动因”“中日韩国民性的差别”等问题。之后，现场的老师、同学们积极主动提问，向两位老师请教了“《菊与刀》是否可以代表日本国民的国民性”“国民性的研究应该聚焦哪个群体”等问题，两位老师都一一给予了深入的解答。最后，王侃良老师总结了本场精彩而丰富的讲座，并再次对刘峰老师和商兆琦老师的到来与精彩讲座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