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超，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名古屋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日本江户时代对外关系史，17 - 19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史。著有《“华夷变态”时代的东亚：17 - 19世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关系史研究》（日文），并获得日本区域研究联合会（Japan Consortium for Area Studies）登龙奖。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青年项目“17-19世纪日本、朝鲜、中国三国关系史的研究：经由朝鮮和对马的中国情报”。

2023年12月27日，由东亚研究院主办的区域国别学系列讲座第十二场——“明清鼎革与日朝关系”于东语学院302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程永超老师主讲，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郭墨寒老师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东亚研究院王侃良老师主持。东语学院与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东亚研究院副院长姚琼教授、我院张晓舟老师、我校人文学院杨齐福教授、邵钢锋老师、南通大学崔英花教授、浙江理工大学陈越老师以及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参考了本次讲座。

程永超老师在发表演讲

讲座伊始，程永超老师就她所定义的明清鼎革时期进行解释，从日朝关系来看的明清鼎革，是从后金入侵朝鲜半岛的丁卯之役，直到清朝入关这一段时间。

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对近世日朝关系史研究的浅析以及倭情咨文整体情况的描述。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最能概括日本江户时期对外关系史的两个字，便是“锁国”，但其实，现代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可被概括为“重新审视‘锁国’这一概念”。

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可被分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岩生成一首先提出的“锁国”概念；七十年代日本学界开始关注东亚整体，提倡不能只看日本和西方的关系，而要考虑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东亚视野”和“日本型华夷意识”；八十年代荒野泰典提倡不使用“锁国”来概括近世对外关系而使用“海禁”来解释当时日本的对外关系，强调日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整个东亚社会的；二十一世纪初，近世日本对外关系在基于“四口”概念而开始细分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史，当时的日本开放长崎（中国、荷兰）、对马（朝鲜）、萨摩（琉球）、松前（阿依努）四个口岸，这四个口岸所对应的国家便是与之相对的关系史研究对象；而2010年后，在全球史概念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开始提倡从全球的视野看日本，便是从贸易、情报流通等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江户时代的日本。近世日朝对外关系史研究可细分为倭馆、朝鲜通信使、漂流民、对马藩、日朝贸易、以酊庵轮番制等主题，本次讲座将从朝鲜通信使和以酊庵轮番制两个板块的内容进行讲解。

随后，程永超老师对讲座主题中的“倭情咨文”进行解释，倭情咨文是朝鲜王朝向明清提交的日本情况报告，中日韩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有进行关注，例如站在日本的角度研究德川政权在前近代东亚外交史上的作用；站在朝鲜的角度研究倭情咨文在中朝关系中的“以倭制清”和“对清备倭”效果；站在清朝的角度讨论倭情咨文在清前期对日政策中的意义。日本学者对倭情咨文的关注相当早，像稻叶岩吉认为倭情咨文是朝鲜保命三百年之护身符；三宅英利指出倭情咨文是经过朝鲜加工的情报，展现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倭情咨文是分析“三国博弈”的重要史料。

现在的倭情咨文研究偏重于清朝入关之后朝鲜提交给清朝的咨文，而对明朝的倭情咨文特别是壬辰战争后的倭情咨文关注较少。由于朝鲜向清朝的汇报较多，研究表明，朝鲜在提交给清朝的倭情咨文会经过筛选，那么朝鲜向明报告倭情时，是否也进行了筛选呢，这也是本讲座会注重的问题。

讲座第二部分，朝鲜向明清汇报的“柳川一件”及其影响。“柳川一件”是指对马藩主宗义成与其家臣柳川调兴之间的“御家骚动”（内部纷争）。该纷争始于日本宽永初年，于宽永十二年（1635）由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在江户城亲自判决。宽永二年，宗义成和柳川调兴之间就肥前田代领地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冲突。第二年，调兴想要成为将军的直臣，义成继而向老中抱怨调兴的叛逆之心，这是第一次“柳川一件”。经过老中的调节，双方达成和解，但在不久之后，宗义成违背柳川的意愿，派遣准国王使前往朝鲜，而在当时与朝鲜的对外交往事宜都是由柳川调兴来进行。次年义成罢免了柳川氏的所有在对马、田代和釜山的代官。宽永八年（1631），调兴再次提出想要成为将军的"直臣”，义成和调兴向老中互相指控，此为第二次“柳川一件”。此时，老中已无法进行调节，便将此事汇报给将军。在调查中，调兴友揭发了对马派遣伪日本国王使和多次伪造国书的行为。至此，“柳川一件”从对马藩的内部纷争发展到日朝外交事件，所以德川家光便亲自进行审判。从客观来讲，审判的结果为两败俱伤，判决宗义成无罪，但其家臣外交臣或死罪或流放，而柳川调兴也被判处流罪。

由于在此之前对朝外交实务都是由柳川管理，“柳川一件”后规伯玄方被流放，宗义成便失去了能起草对朝外交信函之人，为保证对朝外交的顺利进行，幕府老中最终决定由京都五山的外交僧轮流前往对马进行外交信函起草工作，由此，以酊庵轮番制正式启动。以酊庵轮番制其实就是从京都五山中的四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选出若干学识高超的学僧，给予“硕学”称号并给予津贴。从被任命为“硕学”的五山僧中，选出负责对朝外交的“朝鲜修文职”，轮流派往对马的以酊庵赴任。以酊庵轮番制持续了232年，共轮值了126次。

值得注意的是，“柳川一件”以及以酊庵轮番制原本属于日朝间的外交事件，朝鲜却将此汇报给了明清。壬辰战争后明朝对日本一直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明朝万历三十四年，明派遣诏使前往朝鲜颁诏宣敕每两月向明朝报告倭情，这便是“倭情两月一报”。在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向朝廷汇报倭情的题行稿中，全文引用了“义成书契”，其中便有关于柳川一件的报告。但有趣的是，在对比朝鲜史料中的记录中，可以发现，朝鲜在向明朝的倭情报告中，隐瞒了在德川家光亲裁后，朝鲜“马上才”（朝鲜来者的骑马杂技表演）到达了日本的消息，仅仅向明报告了“柳川一件”的结束，并未将与“柳川一件”密切相关的“马上才”已经到达日本的事情告知明朝。朝鲜这一举动的背景是明朝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对日的不断警惕，使得朝鲜开始向明隐瞒日朝间使者密切往来的情况。

1636年“丙子胡乱”爆发后，朝鲜从明的朝贡国转变为清的朝贡国，朝鲜赴华使节的名称从“朝天使”变成“燕行使”，朝鲜提交倭情咨文的对象也从明转变为清。此时清朝希望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希望以朝鲜作为媒介，促进清日通交。但是，朝鲜在这一事件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即拒绝回应清朝希望其作为清日通交媒介的请求。朝鲜向清朝先后递交了三封倭情咨文以汇报柳川一件以及以酊庵轮番制，但隐瞒了以酊庵轮番制与幕府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日本学者池内敏认为以酊庵轮番制并非幕府用来监控对马宗氏的机构，反而是对对马有利的制度。1636年以酊庵轮番制刚刚实施时，朝鲜通信使的使行日记中有很多“长老”（即以酊庵轮番僧）与对马藩主一同出现在朝鲜通信使面前的记录，这表明对马藩已经达到了向朝鲜展示幕府在日朝外交中存在感的目的。另一方面，当时的朝鲜也误以为以酊庵轮番制是幕府用来控制对马的手段之一，因此便选择向清隐瞒以酊庵轮番制的存在。朝鲜隐瞒对马藩和幕府之间的关联性，向清渲染“倭情不稳”。朝鲜也故意不解释“以酊庵”一词及隐瞒以酊庵轮番制的存在，避免让清认为对日通交愿望会很快通过对马顺利传到幕府。

明清鼎革后，朝鲜向清报告柳川一件的影响时，提到对马向朝鲜归还了送使权益，玄方送使及调兴送使也分别进行了更迭，且以酊庵轮番僧也进行了轮值，但并没有报告与柳川一件密切相关的以酊庵轮番制的存在。此时，朝鲜有选择地报告倭情是基于清朝强烈的对日通交意向，而朝鲜的原则是进行尽量不做清日通交的媒介，因此朝鲜不会向清汇报过多容易导致清朝认为清日通交可能实现的情报。

讲座的第三部分主题为1643年朝鲜通信使的派遣与清朝。明清鼎革后，朝鲜向清朝关于通信使派遣的汇报只是形式上的汇报，清朝并不会干涉朝鲜对日通信使的派遣。从史料中可以清楚看到，皇太极希望通过通信使来探索日本情报的目的被反复传达给朝鲜。在1643年之前及之后的通信使汇报都只是形式上的汇报，明清并不直接干预通信使的派遣。但是1643年，入关前的皇太极非常想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希望朝鲜可以派遣通信使。

江户时代的东亚关系非常不同，中国和日本并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只有贸易经济往来，所以只能通过朝鲜和琉球来维持间接的政治关系。由于宗藩关系的制约，朝鲜别无选择，必须向明清报告倭情以回应明朝的对日警惕及清朝的对日通交愿望，但朝鲜在汇报的同时省略了日朝关系的许多细节，造成情报不对称。后来，朝鲜巧妙地利用这种情报不对称，在明清和日本之间寻求生存之道，从而提高自己的存在价值。

与谈人郭墨寒老师发表感想

随后，进行会议的对谈和讨论环节，现场的老师同学们与程永超老师进行了精彩的问答。首先，郭墨寒老师在总结和评价完程永超老师的演讲后，就琉球在前近代东亚海域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地探讨。姚琼老师则就着前近代的东亚各地域情报交换和环流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接着，张晓舟老师针对后金政权未与日本建立直接沟通管道的后续情况与程永超老师进行了确认。崔英花老师则表示应该更加重视对朝鲜半岛史料的挖掘和考察，在未来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她也非常愿意与我院师生进行朝鲜半岛史料检索和解读的交流。杨齐福老师感叹于在“封建时代”的东亚诸国就非常注重“国家安全”问题，通过情报交流、互通的方式保护各自的最大利益。邵钢锋老师则对“柳川一件”中的“飞地”问题十分感兴趣，认为虽然领域不同，但却可以产生思想上的碰撞和启迪。

此外，一位来自上海大学的博士生提问道，“明清是否有主动的搜集日本相关的情报，还是只是从朝鲜被动的接受倭情咨文”。程永超老师答道：“清朝皇帝曾命江南三织造派遣人员乔装打扮为中国商人乘坐唐船，前往长崎主动收集日本情报。近年发现的‘琉球国图’（实为长崎港情况图），便是康熙派遣调查时所绘制的图像资料，也正是这幅图，证实了此次调查的存在”。

江静老师对讲座作总结点评

最后江静老师总结道，通过此次讲座，有三点很受启发：第一，要重视对一手史料的深入挖掘；第二要留意日本地方政权在东亚国际事件中的影响和作用；第三，在进行研究时，要时刻把东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联动，各国并不孤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会议的尾声，主持人王侃良老师提到，此场讲座为本学期区域国别学系列12场讲座的最后一场。在院长江静老师等诸多院系领导、老师的策划和支持下，过去的一系列讲座为师友们带来了深层次的学术理解和学科知识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学术兴趣。未来，我们将不断邀请更多的青年学者和学术巨擘莅临于此，为我们呈现更为引人入胜的分享。最后，王侃良老师再次对程永超老师的到来与精彩讲座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