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对美“一边倒”外交战略，强化“安全靠美国”的战略格局

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的重心，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随着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的“新冷战”战略不断升级，日本快速抛弃“平衡外交”战略，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表现出对美“选边站”“一边倒”的特征，重返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与抗衡的轨道。在军事安全领域，日本试图正面突破“专守防卫”的国策；在经济安全领域，将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全化。此外，日本还表示要加入“五眼联盟”，以提升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情报活动辐射能力。安倍政府面对中美表现出对美“一边倒”的倾向日趋明显。菅义伟上台后继续强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通过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在军事上做出压制中国的姿态，并与美国联合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慑中国。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后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双方就强化日美同盟、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等达成共识，并且确认了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岸田还积极推动日美澳印“四边机制”的军事与非军事合作，试图借此一致抗衡中国。进入2022年，在外长和防长“2＋2”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日美又创立了两国外长和商务部部长（日方为经济产业大臣）参与的经济版“2+2”协调机制。上述事实表明，日本正快速抛弃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实施“平衡外交”的战略，转而对美“一边倒”，强化“安全靠美国”的战略格局，成为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的“急先锋”。

（二）日本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的主要举措

为了配合对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落实，日本在经济领域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对华举措，试图快速打破“经济靠中国”的战略格局。1.从规避“中国风险”转向实施与中国经济“脱钩”“断链”的“中国+1”战略日本是一个风险意识极强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特别是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大肆炒作中国“风险”，劝导在华日本企业不要把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市场。在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日本企业开始把在华投资的一部分迁移至中国以外的第三方国家，即所谓的“中国+1”战略。可以说，“中国+1”战略源于对“中国风险”的放大性认知，映射出日本“脱华”的意图。2.持续强化与东盟国家合作，推进“中国+1”战略的实施首先，持续将供应链向东盟国家转移，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后。2020年4月，日本与东盟国家召开经济部长会议并发表《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强韧性倡议》，强调双方要加强供应链合作，以加强彼此经济的强韧性。据此，在日本政府出台的支持日本制造业企业供应链转移计划中，专门列支了235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在东盟地区的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其次，持续强化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巩固日本主导的地区供应链。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日本企业在东盟设立海外子公司的数量一直保持在年均增加100家以上，呈稳定增长态势，2013年甚至新增570余家，创历史纪录。2020年和2021年，即便受新冠疫情影响，日本企业在东盟新设立的海外子公司也都超过了200家，分别是同期日本企业在华新设海外子公司数量的近三倍和10余倍。其间，为支持企业增加对东盟的投资，日本政府为向东盟地区实施供应链多元化转移的日本企业提供了多批次的财政支持。最后，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锁定其战略安排。2020年8月1日，日本与东盟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修改议定书》并迅速生效。2020年11月15日，日本又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以此进一步强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而推进其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的进程。（三）日本意欲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的动因

首先，在美国“道德绑架”和“制裁大棒”的双重胁迫下，实施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的政策是日本所谓的“理性选择”。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压力，认为很难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因为，美国全面打压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本国相关部门、企业的密切配合，还必须有盟友步调一致的协作。但是，盟友与美国对利益的考量并非完全一致。在此情况下，美国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并以中国要把先进技术及产品用于军事目的为借口，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胁迫“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与其一起重塑“安全和具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美国也预见到单凭“价值观”认同的“道德绑架”未必能完全达到预期，于是又对步调不一致的盟友挥舞“制裁大棒”。2022年10月，美国公布《出口管制条例修订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尖端半导体和相关制造设备出口中国的限制，而且范围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的公司，使用美国技术和产品的第三国公司也将受到限制。美国政府还要求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如果违反规定将被列入美国制裁的实体清单。在美国“道德绑架”和“制裁大棒”的双重胁迫下，积极配合美国的“脱钩”“断链”“去风险”等行动、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成为日本所谓的“理性选择”。其次，对“中国威胁”的焦虑是日本实施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政策的内在动力。出于对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的焦虑以及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需要，日本必然会重新评估中日经济合作中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孰重孰轻的问题。当“政治安全第一，经济利益第二”的“政治正确”思维占主导地位时，紧跟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的战略、选择降低与中国经贸联系的密切程度，以期以共同行动换取美国更多的经济合作让利，同时达到孤立中国并阻止其在地区和日本国内扩张经济影响力的目的，日本的选择顺理成章。实施对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日本必然会加速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尽管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深，却仍选择不惜代价成为美国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的“急先锋”。最后，“泛安全化”的经济安全理念盛行是日本试图快速打破“经济靠中国”战略格局的内在动因。近年来经济安全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升级。为此，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对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等“泛安全化”的经济安全理念进行了全方位拓展。例如，2020年6月，日本政府开始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安倍首相积极倡导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全化。2022年2月25日，日本内阁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赋予日本政府对事关经济安全的经济行为进行材料收集、事前审查、劝告和责罚的权力，为日本政府对外实行经济保护和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日本深度调整对华关系的影响

1.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首先，加大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亚太地区某些国家在强化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或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了在防卫方面的自主努力，甚至出现了“拥核”的想法乃至舆论，比如韩国就多次提出要“部署”或“共享”核武器。在日本，自安倍晋三提出“核共享”概念后，日本国内某些势力也蠢蠢欲动。同时，日本还积极地提升尖端常规武器系统的开发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转型。2022年底，日本修订了三份重要的战略安全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无论是战略设计和作战指导思想变化，还是装备升级换代以及提高军费占比等布局，都在这三份文件中有所体现。根据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未来五年日本将对照北约标准把军费与GDP之比提高到2%，还将增加反击能力、强化在安全新领域的应对以及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等。这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其次，给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更大的政治阻碍。2020年7月日本出台《经济与财政运营改革基本方针》，提出要促进供应链多元化，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一是推动构建日美澳印供应链。2021年9月25日，日美澳印四国首脑举行首次会议，重点就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合作达成一致，强调有必要在尖端技术领域维持日美澳印的优势，减轻半导体和重要矿物资源的对华依赖。二是组建“印太经济框架”。2022年5月，日美等14国组建“印太经济框架”，以“去风险”为战略目标，聚焦于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建设，特别是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印度等在半导体（芯片）、电池、稀土等供应链方面的合作。

2.对日本的影响

实施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将加大日本的政治风险。放弃“平衡外交”而实施对美“一边倒”外交战略，提升“安全靠美国”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既是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需要，也是日本的一种战略性投机，有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算计。对日美来说，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中国与日美实力对比发生快速而巨大的逆转是其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日本的这种战略性投机既符合美国为全面打压中国而把日本打造成更有分量的棋子的战略诉求，也符合日本乘机突破“和平宪法”对大规模提高防卫预算的限制、实现大规模扩军、通过大规模购买进攻性武器以获得远程攻击能力、成为“正常国家”的国家安全诉求。

3.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快速放弃“平衡外交”而实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基于日本对中国崛起影响的判断。日本认为，中国崛起使得一直支撑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所谓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遭受严峻挑战。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在舆论上竭力“抹黑”中国，不但刻意拿中俄关系说事，并强调“世界进入了民主阵营与威权国家进行全球较量”的阶段。因此，日本快速放弃“平衡外交”而积极强化“安全靠美国”。这将使中日政治关系更趋复杂，会使中日政治关系重新进入“冰冻期”，也会使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难预料的变数。同时也应看到，日本政府强化“安全靠美国”、打破“经济靠中国”的外交战略损人不利己，不可能一蹴而就，存在巨大的回旋空间。中国既要保持高度警惕，又要保持战略定力，要从战略的高度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要抓住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要从中国既定的地区战略目标出发，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方针不动摇，经济上防止“平行化”趋势，安全上避免“两极化”倾向，努力推动地区秩序的平稳重构；要借力RCEP等平台，与日本深度合作、共谋发展；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联络机制和危机管理体制，有效管控可能出现的各种政治危机。

本文出自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