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有关东亚区域史、外交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等学科范式的讨论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与东方外交史在研究对象上较多以东方国家的外交为中心、探讨其外交决策及其实施过程和影响等不同，东亚区域史注重揭示区域结构的演化及其内在联系等一般规律，注重从区域形态特征等方面进行整体性研究，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跨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族群乃至个人的行为等。

四要素难以概括东亚整体特征

在东亚区域史研究内涵上，其与东方外交史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同。东亚区域史主要注重考察东亚区域内跨国家国际行为体所形成的主导型权力结构及其演化，并探讨与东亚区域其他行为体互动进程中形成的规则、制度以及区域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等。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以东亚的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为四要素，提出了所谓“东亚世界”论，以界定东亚区域史的形态。但是，这四个要素显然仅仅是东亚世界或区域形态的一部分，难以揭示东亚区域史的整体性特征。讨论“东亚世界”，首先应该研究的是东亚区域在历史进程中长期存在的超国家或跨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对比变化，即以古代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国家与中国互动形成的古代国家间关系形态，分析以朝贡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多元宗藩体系下的权力结构及其变化的一般规律，探讨古代中国以睦邻、善邻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及其邦交体系。在东亚区域史研究领域，不仅要考察以汉唐宋明等为主导的封建王朝对东亚区域的主导性权力结构演进及其影响，还应该考察以辽金元清为代表政权对东亚区域历史形态建构的历史进程和影响力。此外，东亚区域史研究还必须考察东亚国际行为体不同权力结构对比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东亚区域历史形成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运作及其内在动因和联系性。这样才能揭示东亚区域史发展的基本内涵与一般规律。

“华夷秩序”并非一以贯之

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是东亚区域史发展的主体，宋辽金元时期呈现的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而美国费正清等学者提出的所谓“华夷秩序”，显然忽视了东亚区域史上国际关系的不同形态及其特征，也不符合10—14世纪以辽金元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历史形态的基本规范和事实。当然，东亚区域历史形态主要是以宗藩关系为主体，在多元的国际体系下，东亚国家在互动中形成了权力和义务关系，并内化为东亚区域国家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东亚的宗藩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诸多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宗藩体系等同于朝贡体系或所谓“天下体系”“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等，并主要从朝贡贸易视角对宗藩体系加以探讨。但是，朝贡关系仅体现的是宗藩体系下行为体间册封与朝贡的行为。而国际体系则必须考察行为体间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规则的演进，并分析其权力与义务关系、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英国学派”的马丁·怀特在《国家体系》中曾经提出东亚存在中国古典的战国体系，亚当·沃森等人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对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古典国际体系也进行了若干论述。然而，“英国学派”对东亚古典国际体系的内涵及其规范并未进行深入探究。不过，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则可以给我们从事东亚区域史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因此，从长时段东亚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演进过程进行考察，东亚宗藩体系主要是先秦以来，东亚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与藩属国通过册封与朝贡关系所构建的呈等级差序状的国际体系，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主导型权力政治结构，藩属国以“奉正朔”即采用中国王朝的年号与历法，通过使节交聘制度所形成的外交和盟约规范，并以中国儒家文明及其价值观为文化认同与社会规范而形成的古典国际体系。

发掘沟通整合的有效路径

东亚区域史研究除了考察以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行为体及其权力结构的变化，并导致历史形态的改变以外，还应该注重以特定地域关系为空间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和研究，包括海洋交涉网络、族群的交往和移动、大陆、海洋贸易圈和宗教文化形态的传播以及海洋与大陆沿海地带以及大陆腹地的地缘关系，港口、湾区和连接欧亚大陆与海洋、半岛以及岛屿等的枢纽地带，即所谓中介地模式，对于东亚区域史研究的空间网络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新加坡作为海洋与大陆的枢纽地带，充当了东亚历史网络的中介地。中国的宁波、泉州、广州、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的九州、朝鲜半岛的仁川和开城等，都曾经作为东亚区域重要的中介地，发挥了连接东亚大陆和海洋的区域功能。因此，研究东亚区域史，必须对海洋与东亚大陆以及半岛、岛屿和中介地联动加以整体性研究，并探讨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如何向以地缘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型。东亚海域间联通，需要依托中介港口及其与大陆腹地的联动；跨海经贸往来、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活动也需要依托海域间的联通网络。因此，可以将东亚区域的中介地模式作为区域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考察东亚区域的中介地模式，不仅有助于描绘出区域联通的最大外延边界、在区域网络的构建范围中探索区域整合的最大可能范围，而且有助于抓住区域联系网的重要节点和区域内外交流的重点领域，从而发掘东亚区域沟通与整合的有效路径。

必须摒弃“西方中心论”

传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视角大多以西方为中心，主要基于16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条约制度对东方的冲击而展开，因而以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及其弟子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东亚区域史，并长期在亚洲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此种观念或研究模式忽视了东亚区域史的主体性，并不符合东亚区域的历史事实。当下，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构建以亚洲或东亚为主体的研究体系，挑战汤因比的“冲击—回应”模式，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重大使命。历史上，亚洲就存在一个以宗藩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多元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东亚区域的宗藩朝贡体系仍然维系着基本的对外关系功能和意义，并非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

因此，学术界应该注重东亚区域史研究的亚洲视角，以东亚或者亚洲视角观察西方，而非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研究东亚区域史和外交史。当然，深化东亚区域史研究，也必须加强多种语言能力的训练，以增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能力，并善于将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东亚传统的汉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实现学术创新融合与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强对东亚区域史研究，对推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亚洲视角的转型和发展，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以及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