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2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的“翻译与东亚的现代性翻译论坛”于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202会议室顺利召开。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江静为本次论坛致开幕词。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沈国威主持此次论坛。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宏志、苏州大学特聘教授陈大亮、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谌莉文、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朱一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陈多友、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孙建军、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章清出席本次论坛。此外，还有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的老师、同学来到现场参加本次论坛。

讲座第五场，由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邹振环教授主讲，发表的主题为“清末民初西史编纂的肇始与新见：伍光建与《西史纪要》”。

首先，邹教授简要介绍了伍光建的学术生涯，这位早年学习军事、后留学英国的学者，以其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视角，成为了近代中国翻译界的巨擘。伍光建的著译作品多达184种，其中136种已正式出版，涵盖了小说、剧本、诗歌、札记等多个领域，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随后，邹教授详细阐述了伍光建的代表作《西史纪要》。这部作品虽名为“西史”，实则是一部包含古代东方世界的通史。伍光建在编纂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英文资料，融合了本土与域外的史料，打破了西方史家以欧洲为中心的叙述模式，为历史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西史纪要》的出版，标志着清末民初系统利用英文文献编纂汉文西史的开端。邹教授指出，该书的特色在于其新分期的提出，将历史知识要点立体化，拓宽了历史的视野。同时，伍光建利用了传统不被关注的历史资料，记述了被忽略的亚欧互动的史事，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此外，邹教授还提到了《西史纪要》的编纂方法和体例，以及它与立宪运动和学务纲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西史纪要》的深入分析，邹教授展示了伍光建如何将西方的时间观念、 理论模式和叙事角度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在讲座的最后，邹教授对《西史纪要》的影响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成为了流行的学习西洋史的教材，而且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史纪要》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为国人治西史提供了范例，更在于它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填补了汉文世界编纂西方历史的空白。此外，邹教授还强调了《西史纪要》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在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科举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的转变，伍光建的作品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习西方历史的重要资料，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西史纪要》的编纂和传播，体现了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积极应对和创新精神。

讲座第六场，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的名誉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委员陈多友教授主讲，主题为“作为权力工具的翻译”。陈多友教授以其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翻译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多维作用，围绕翻译社会学派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深入探讨了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权力运作方式。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翻译社会学理论的总体框架，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通过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霍米巴巴的“非实质性翻译”理论、斯皮瓦克的政治性精神分析翻译学说等，陈教授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动态和文化策略。

在分析中日近代翻译史时，陈教授指出，翻译在政治思想的传播与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吸收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在二战期间，日本利用翻译进行文化渗透和宣传，试图通过文化影响巩固统治。这些历史事件充分证明了翻译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教授对竹内好与日本汉学家之间的两次翻译论战进行了深入分析。竹内好主张翻译应促进文化自我变革，形成文化主体性，其翻译理念超越了技术层面，触及了世界史哲学和主体的政治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陈教授指出，日本文化产品如《挪威的森林》《火影忍者》等在中国的流行，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更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日译，如《红楼梦》《西游记》，也促进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陈教授通过鲁迅翻译夏目漱石的《心》等具体案例，展示了翻译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的操纵。鲁迅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和改革愿望的表达。而川端康成的《雪国》在翻译成中文时，译者的调整和改编则体现了对目标文化文学传统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尊重。

最后，陈教授总结道，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更是权力斗争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理解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策略，对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讲座第七场，由北京大学的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主任、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孙建军教授主讲，演题为“长崎通事未刊译本《和解万国公法》汉语译词的考察”。讲座伊始，孙建军教授简要介绍了《和解万国公法》的背景。这部作品原为《万国公法》的汉语译本，后传入日本，受到极大关注，并迅速出现了多种刻本和译本。孙教授指出，这一译本不仅在日本幕末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更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建军教授接着回顾了《和解万国公法》的日本译本历史。从庆应元年（1865年）的《万国公法》到明治九年（1876年）的《万国公法蠡管》，这些译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各有特色。特别是庆应四年（1868年）由郑右十郎和吴硕三郎译、平井义十郎校正的《和解万国公法》，这部作品虽然未公开出版，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

接下来孙教授对《和解万国公法》的翻译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翻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沿用了汉语译词，还对原有的汉语译词进行了注解和修正，使之更符合日本的语言习惯。例如，将“國債”译为「國之借債」，“或独或合”译为「或は独立或は合立」，这种翻译手法既保留了原意，又适应了日本读者的理解。

此外，孙教授还特别关注了《和解万国公法》中的特殊翻译处理方式。翻译者们运用了丰富的短语和新词，如「漁業の権」（捕渔之权）和「裁斷」（断案），这些新词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日本的语言体系，也体现了翻译者们在语言创新上的尝试和努力。

在与其他译本的比较中，重野安绎的《和译万国公法》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作品采用了汉文训读加和译的方式，其总目和地图说明部分的和译与未刊的《和解万国公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比较不仅展示了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翻译者们在理解和传达国际法概念时的不同策略。

最后孙教授对《和解万国公法》在日本近代化中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讨论。黑船来航后，部分唐通事开始学习英语，成为19世纪中期罕见的中日英三语人才。《和解万国公法》的翻译工作，正是这些人才智慧的结晶。他们不仅为日本引入了国际法的概念，更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持。

讲座第八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史）召集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章清教授主讲，主题为“晚清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与接受机制”，共同探讨了晚清时期翻译实践如何影响政治话语的形成与发展。

讲座伊始，章清教授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甚至是一种“重写”。晚清时期，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新型政治治理方式的出现催生了大量与政治相关的新名词和新概念。这些新名词和概念，如“国族”“革命”“权利”“自由”“封建”等，成为解析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工具。

其次，多位学者就早期英华词典的编纂进行了深入分析。从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到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这些词典在政治相关词汇的翻译上，展现了中西不同的政治观念。例如，对于“Power”“Democracy”“Republic”等词汇的释义，反映了当时译者对西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诠释，同时也透露出翻译工作中所包含的策略。

章教授认为，在政治话语的生成过程中，翻译者和接受者都卷入了各种权力关系中。翻译者通过选择词汇、构建例句，展现了不同的权力操控方式；而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新政治话语的接纳、排斥或重新解读。

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西方强势地位的体现。通过翻译活动，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等知识被引入中国，确立了中西社会的二元架构。《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等书籍的译介，不仅传递了普世性的信息，也揭示了中西在政治治理上的差异。

讲座还讨论了晚清时期对西学接纳的曲折过程。从最初排斥“教”，到后来重视“学”与“政”，再到确立“政”的优先性，这一过程反映了晚清社会在接受西方知识时的矛盾与挣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严复的翻译实践，都是这一过程的见证。随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浮现，晚清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引发了对政治的深切关切。新概念如“民权”“自由”等，成为思考新型政治的话语。梁启超、严复等人在翻译和接受这些概念时，不仅要考虑到其对中国的适用性，还要顾及到当时的政治环境。

最后章教授讨论了晚清时期对政治性话语的排斥现象。张之洞的《劝学篇》和《奏定学堂章程》等文献，表明了当时官方对“民权”“自由”等概念的抗拒。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也反映出对政治敏感词汇的忌讳和控制。

本次翻译论坛临近尾声，在讨论环节，在座的老师和学生们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和问题，如“在西方法学思潮在近代中日传播之间的比较研究中，如何处理特定词汇翻译的难点”“如何判断一个术语或一种话语在社会上固定下来、或者大众是如何接受一些话语、话语又是从何时以什么方式渗透到日常空间的”等等，各位嘉宾也详细回答了各位的诸多问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线索。

最后，由沈国威教授作本届论坛回顾，总结了本届翻译论坛中八位教授所做的演讲，并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这些讲座不仅回顾了翻译史上的重要作品和人物，还探讨了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影响文化交流、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社会变革。每场讲座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此外，诸多讲座还涉及了翻译在教育改革、文化传播以及权力斗争中的作用，强调了翻译活动在构建现代国家意识和促进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通过这些讲座，我们可以看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知识和权力交流的桥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价值和意义愈发凸显，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

最后，沈教授对所有本届翻译论坛的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期待在未来，能够继续与诸位携手合作，共同推动翻译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通讯员：史寒冰

审校：王侃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