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笔者于2001年7月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2010年4月转到众议院后首次当选，直到2021年2月辞去议员职务为止，作为公明党所属的国会议员在日本政界活动约20年。曾在小泉内阁时期担任外务大臣政务官，安倍内阁时期担任财务副大臣，积累了政府实际业务的经验，同时具备众参两院的议员经验、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议员经验、选举落选后的“浪人”经验(1年零8个月)。此外，笔者还一直致力于外交工作，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就职典礼上担任首相特使，累计访问约70个国家，努力加强日本外交。曾对最重要国家之一、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进行了20次以上的访问。辞去议员职务后，从2023年8月开始，笔者在国观智库担任访问学者。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从其立场附带的独立观点来分析日本当今政治形势，并探究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和改善关系的路径。在成为政治家之前，笔者也曾在英国取得和平学博士学位(Ph.D, University of Bradford) 并担任过大学教师，因此有学术研究者的一面。希望读者事先理解，这是活用了上述20年间作为议员的政治经验后的研究论考。

日本政治基本结构

a.日本议会内阁制特点

为了正确理解当今日本政治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先了解1945年后日本政治的基本结构。1890年，日本在东亚国家中首先开始了学习西方现代国家体制。最初，在君主立宪制下，于天皇之下设立帝国议会，主要采用以英国为模型的议会内阁制。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美英为中心的联合国占领下进行各种改革，在新的日本宪法下转向立宪民主制。这是以宪法为最高法规的民主主义制度，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为国会，行政机关是内阁，与战前相同，主导日本政府的是内阁首相。

日本新宪法的三大原则是：(一)主权在民；(二)尊重基本人权；(三)和平主义。前两条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原则，第三条的和平主义在此后长期成为争论焦点。这是因为规定了和平主义的第9条，从表现上可以解释为否定了联合国宪章保障各加盟国自卫权的内容。在冷战中，日本成为美国同盟国，日本国宪法也确立了(与个人正当防卫权一样)没有否定个别自卫权的解释，设置了作为行使自卫权实力部队的自卫队。(关于联合国宪章保障的集体自卫权，2014年确立了仅在日本个别自卫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行使的解释）

和其他现代民主国家一样，日本的权力被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部（国会）、行政部（内阁）和司法部（警察和法院）。但是，日本的统治体系与美韩等国的总统制不同，与英国类似，采取了立法部和行政部重合的模式，内阁首相和其他阁僚几乎全部从国会议员中选任。当然，也有民间人士被选为阁僚的特殊案例。

日本还具有与英国不同的特征——两院制议会中两院的权力基本平等。在英国体系中，虽然设有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和贵族院（House of Lords）,但实际权力由前者掌握，终身任期制的贵族院没有选举，不能行使代表民意的权力。但在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定期选举，可以代表民意行使权力。而且，立法部行使法律制定权时，虽然众议院在预算相关法案和外交条约上有优先权，但其他所有法律的通过，参议院都享有决定权。

这个日本独有的特征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为了在日本长期担任首相，必须在10年间平均实施6次的众议院总选举和参议院常规选举中获胜，首相率领的执政党必须维持过半数的席位。1945年以后， 除了个别首相（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以外，长期政权难以安定化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该选举制度。换言之，不擅长选举的日本首相根本不可能长期在任。

b.日本选举制度和首相任期

日本的选举制度经过几次改革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现在，日本的选民在每次国政选举中都要投出2票。定数465人的众议院是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选民选择小选举区的候选人和比例区的政党。众议院总选举按规定是每4年实施一次，但由于当时政局的情况，有时会提前解散，大概平均每3年进行一次。

参议院则是每3年对245名定员中的约半数进行一次改选。在这里，选民也要出投2票。（参议院选举的比例区不仅可以是政党，也可以是候选人名称）。因此，以10年区间来看，众议院选举有3次以上，参议院选举有3次。为了稳定政权实现近10年的长期化统治，需要在6次国政选举中获胜。

无论谁是首相，这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笔者担任国会议员的约20年间，除了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外，其他所有首相都在约1年时间内下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看来，会形成“还没记住名字，日本领导人就发生变化”的事态，这对于重视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外交战略来说是明显的负面影响。在这样严峻的条件下，自民党仍能在日本内阁中形成长期统治，殊为不易。

c.自民党的强弱

关于日本政治，国外研究者经常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在选举如此频繁、政党众多的日本，为什么自民党几乎总能执掌政权？”因为自民党在选举中很强势。现在，自民党所属议员在众议院有260人，在参议院有112人，在两院维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其在参议院的议员没有过半数。

在日本，关于选举的强弱，存在着“3班”这个词。即地盘、钱包、招牌。地盘是指“选举区内的后援和支持者组织”，钱包是“选举资金”，招牌是“知名度和人气”。

自民党从创立之初就开始在各选举区发展地方议员人脉网和后援会组织，选举资金也比其他政党丰富。由于世袭议员较多，不少候选人的知名度和人气较高，比如小泉纯一郎、岸田文雄、河野太郎、林芳正等。与2009年始只执政了3年的旧民主党(现在分裂为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等)相比，自民党在上述3个条件中都处于优势地位。

需要留意的是自民党单独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就难以为继。自民党在1993年8月成立的细川政权中下野，之后在回归政权时，不是单独组阁，而是通过与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权来维持其执政党的地位。1998 年以后，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联合政权一直运营至今。自民党和公明党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政党，在理念和政策上原本就有一定距离，但在共同执掌政权的过程中，确立了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稳定的政策协调机制，并且成功地构筑了选举时的牢固合作体制，一直持续到今天。

d.联合政权的崛起：公明党的存在

笔者作为公明党党员和国会议员频繁访问美国国会时，美国一位议员的发言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对我们来说，公明党是日本政治的黑匣子。”正因为是黑匣子，其内容很难向外人公开。公明党也已经是日本政治的重要存在，但很多人仍然不知其作用几何。

为了理解1998年以后的日本政权，对公明党的理解不可缺少，这种理解对中日关系也有重大启示。公明党成立于1964年，是由日本最大的居家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创办。公明党以实现非右翼、也非左翼的中立政治为目标，有很强的重视社会保障、教育、环境问题对策的倾向。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后，作为执政党在采取现实应对措施的同时，也对时有右翼倾向甚至不断加强这一倾向的自民党有“刹车作用”。

公明党的创立者池田大作(原创价学会会长，2023年11月去世)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中国领导人进行过深入交流，在公共外交领域为加强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受此影响，公明党一直视日中关系为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现任党首山口那津男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过多次直接对话。

如今，公明党在国会中拥有32名众议院议员、28名参议院议员，内阁中常保有1名大臣、3名副大臣、3名大臣政务官。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参议院不能维持单独过半数议席的自民党来说，公明党的议席至关重要。此外，公明党在全国拥有约2900名地方议员 (都道府县议会议员及市区町村议会议员)，对各选举区结果保有很大影响力 (自民党约3500人) 。公明党因其强大的“草根影响力”，保证了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政权的长期化。

e.政权交替与日本外交

想要推翻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政权的日本在野党势力，在旧民主党政权崩溃的2012年以后一直缺乏团结。除了第一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以外，还有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政党，但在选举和国会的政策调整上并不团结一致，目前有可能实现政权交替的有识之士并不多。但考虑到岸田政权的支持率处于历史最差的低迷状态，仅从这个数字来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政权交替的可能性。

政权交替不会让日本的外交战略产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非自民党政权的1993年的细川政权，还是2009年的鸠山政权，刚上台时都华丽地提出新的外交政策，但最终都沿袭了自民党政权的基本外交战略。鸠山当初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采取反美立场，但最后也转变为重视日美同盟。其原因是在日本最重要的国政选举中，外交课题很难成为最大的争论点。旧民主党政权时期，下野的自民党强烈反对内阁政权推进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而在其2012年回归内阁后又转为强烈推动，尽管特朗普政权最后退出，也没有影响日本继续主导。

“如果外交政策像猫的眼睛一样来回变化，将折损国际信誉进而损害国家利益。”这一认识超越了执政党与在野党，被日本政治家所认同。另外，也不能忘记此前提到的日本外交官僚的行动。笔者曾在小泉政权下担任外务大臣政务官1年，深感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正是由一批精通外交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外交官僚才得以保持连续性。

现代日本政治课题和岸田政权展望

a.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人口过少化

日本现在面临的课题很多，但是急速的少子高龄化和人口减少，以及因此引发的地方人口减少的问题很深刻，许多国民都对此抱有极大担忧。日本的出生率为1.39，人口从2008年的1.28亿人的高峰持续减少。到2023年, 新生儿数量为75.8万人,而死亡人数为159.5万人，自然减少了83.7万人。不久的将来，年自然减少人数预计将突破100万人，2050年总人口数预计约为1亿人。与此同时，地方人口过少化也在发展。根据最近的统计资料，东京、大坂、爱知、神奈川、冲绳以外的地方自治体的人口减少趋势没有减缓，地区振兴也成为重大政治课题。

对于这个问题，岸田政权提出并推进了以扩充儿童津贴、奖学金和减轻生产育儿成本为支柱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但受到晚婚等问题的影响，效果大打折扣。接纳增加外国劳动者在政策上的重要性也在加强，但由于日元贬值影响，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能否按照政权所希望的推进还不明朗。

b.物价上涨和人手不足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物价水平最高的国家，但由于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和最近日元贬值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已处于低水平。但由于乌克兰局势恶化导致能源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等原因，日本的物价还在上涨，2023年CPI比 3年前上升了5.6%，国民也要求岸田政权采取应对措施。

以岸田政权和经团联为首的日本经济界推进了工资上涨，2024年春实现了33年以来首次高水准的5.5%以上的工资上涨率(大企业)。另一方面，劳动市场在少子高龄化的背景下，制造业、土木建造业、护理等行业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2024年1月的数据调查显示，52.6%的日本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成为重要问题，然而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一个解决方法是增加外国劳动者。截至2024年1月，日本国内的外国劳动者人数为204万人，创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越南、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缅甸人数较多，但这204万人在日本生产年龄人口7400万人中仅占不到3%，无法根本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c.日元贬值下的日本经济

2023年以来，日元呈持续贬值趋势。标榜摆脱通货紧缩的日本政府及日本银行受近期物价上升的影响开始着手变更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时隔17年后，日本央行首次解除负利率，可以视为其象征性举措。但在美国降息延迟的情况下，日元贬值倾向没有得到控制，政府及日本银行最近的汇率介入也没有达到改变贬值趋势的效果。

日元贬值也有积极效果。当前，日本企业出口剧增，丰田汽车确保了往年的最高收益。另外，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入境)急剧增加，政府也希望将日本打造成法国这样的观光大国。

日本的股市也很红火。2024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收盘价突破史上最高的4万日元，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持续跟进。外国投资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下也流入日本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也持续上升。

根据笔者有限的政治经验，在日本经济状况总体良好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政权的支持率也会上升。但与此相反，岸田内阁支持率却在不断下降，这也是现在日本政治难解的地方，这与“政治和金钱”的影响有关。

d.政治和金钱：自民党秘密资金问题

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说中被暗杀，但在那之后，自民党中权势最大的依然是安倍派，占有岸田政权下自民党执行部和内阁的重要职位。由于2023年11月浮出水面的“秘密资金问题”，安倍派在自民党内倒台，派系被迫解散，其他派系也依次被迫解散，现在自民党内只有麻生派作为派系依然存在。

所谓“秘密资金问题”，是指派系从举办主体的政治资金派对的收入中回流了派系所属议员募集的一部分资金的问题。由于其回流资金没有记载在政治资金报告书中，“秘密资金”被坐实，引起了国民的强烈不满。由于安倍派所属议员中也出现了逮捕者，因此作为重大政治丑闻被连环报道。

岸田首相提出了严正应对这个问题的方针，但由于岸田派也被迫解散，缺乏说服力，导致舆论支持率下降。2024年4月，自民党决定处分39名议员，但在之后的补选 (东京15区、长崎3区、岛根1区) 中自民党完败，余波持续至今。

8月14日，被支持率低迷困扰的岸田首相表明不会参加下一届自民党选举。因此，岸田政权将会在9月末下台，而自民党新总裁将会在特别国会中被指名为新首相已成定局。岸田不参选的最大理由是，在下一届的众议院总选举中，如果自己作为“选举门面”的话自民党会很难获胜，这也正表明了日本政治权力的根源在于选举。

e.岸田政权的支持率低迷和后岸田争论

岸田政权支持率的低迷，可以说是日本政治史上最糟糕的。在2024年5月18日和19日实施的《每日新闻》的舆论调查中，内阁支持率为20%，不支持率为74%。另外，给执政党相关人士带来冲击的是，在各政党的支持率方面，自民党（17%）被第一在野党立宪民主党(20%)超越。

日本媒体的舆论调查中，样本数在1000以下的较多，不足以预测整体的投票结果，但可以作为把握舆论趋势的参考。因此，该调查结果充分暗示了实施选举时政权交替的可能性。

岸田首相将在9月进行政权交接，岸田之后将会是谁、新总理下的众议院选举将会在何时举行、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能在国会维持过半数吗，这些问题现在在日本引发了热烈讨论。在以与英国类似的小区选举制为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之下，作为“选举门面”的政党党首能左右胜败的说法由来已久。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会在9月27日举行，但自民党能否推举新的党首来转变局面并在下届议会总选举中获胜还不明朗。

8月14日以后，表明希望接替岸田参选的议员共有11位，为历史之最，重要原因在于前述“秘密资金”问题导致党内派系基本崩塌。要参加总裁选举，需要20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荐，截止笔者定稿时（9月6日），确认参加总裁选举的有以下8位。

① 石破茂（67 岁、众议院当选12次、原自民党干事长、原防卫大臣）

②小泉进次郎（43岁，众议院当选5次、原环境大臣）

③河野太郎（61岁、众议院当选9次、数字担当大臣、原外务大臣）

④小林鹰之（49岁、众议院当选4次、原经济安全保障大臣）

⑤茂木敏充（68岁、众议院当选10次、自民党干事长、原外务大臣）

⑥高市早苗（63岁、女性、众议院当选9次、经济安全保障大臣）

⑦林芳正（63岁、参议院当选5次、众议院当选1次、官房长官）

⑧加藤胜信（68岁、众议院当选7次、原官房长官）

自民党总裁选举在9月12日公告后，经过15天的选战，将在9月27日决出胜者。这些过程像国政选举一样被连日报道。投票首先以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票和党员党友票同数进行，如果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候选者，第一次投票中排名第一、第二的候选者将会再次进行决选投票。虽然现在无法预料谁会胜出，但在报道中“世代交替”和“刷新感”被着重强调，在国民中知名度较高的小泉进次郎和石破茂、河野太郎被视为有力竞争者。不过，无论谁成为新总裁、新首相，最大的难关都是要面对今年秋天开始的下一届众议院选举，未来轨迹还无法预测。无论如何，今年内必定会迎来日本政治的大转换期。

日中关系的各项课题

a.对中国的三个立场

笔者首次当选日本国会议员(参议院)的2001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到2024年，中国GDP已经是日本的4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在日本旁边已经过去十多年，这一现实几乎被日本国民所接受。但是，对现实的态度多种多样，如果简单类型化的话可以分为“威胁论”“机会论”和“中间论”3种。

“威胁论”认为，强大的中国会对日本的经济和安保利益构成威胁。从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到太空开发，中国技术都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作为“技术大国”已有超过日本的态势。而且，中国的市场和制造能力以十倍于日本人口的规模优势，与美国、欧盟并列成为世界三强。威胁论者高呼，“这样的中国如果以各种方式进攻日本，会带来很大的损害，日本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

“机会论”者更加乐观。对中国来说，日本也是最重要的伙伴国家之一，攻击日本的损害远大于利益，不会轻易做出此类举动。而且，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大部分日本企业只要有机会进入，就可以继续成长。而且，随着技术革新，中国产品的质量早已不同以往，如果能将中国技术为我所用，“世界工厂”的存在对日本大有益处。

“中间论”处于这两者之间，认为中国有比日本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日本不应该懈怠对中国的警戒。但即便如此，完全与中国对抗也对日本无益。因此，中日关系应处于能够稳定管理的状态，并尽一切努力维持这种状态。笔者的立场也更接近这种中间论。

b.进入过渡期的中日经济关系

正如日本政府最近发表的《外交蓝皮书2024》中所述，中日两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2023年的中日贸易总额约为3007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同年，对中国来说，日本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数超过3万家，是排在第2位的美国企业数的3倍以上。与最近的报道给人的印象不同，中日经济基础仍然很强。

但是，在2023年的中日经济关系数据中，有一个极具冲击性的负面数据，就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202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8亿美元，比前一年大幅减少 64.1%。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大幅下滑，日本的数字也遵循着同样的趋势。

究其原因，有日本本土因素和全球因素。首先，包括中日两国在内，在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范围扩散的情况下，贸易和物流受到限制，日本国内的供应链变得松散，给市场和国民生活带来不小的混乱。这反过来加剧了日本国内在供应链上去中国风险的行动和趋势。其次，全球因素中，中美关系恶化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给全球化市场带来较复杂且大规模的混乱。加上各国对中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担忧，使得所谓“去风险”的潮流在各国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中日经济关系同样进入过渡期的看法是妥当的。

c.“2008年协议”的重要性

在日本政府和国会内部，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和台湾海峡的各种问题频繁地被讨论。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长期保持不同的立场，从外交上讲，两国之间的讨论一直保持着平行线，外交解决的前景目前尚未可见。

关于台湾海峡，2024 年日本政府的官方看法只有“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很重要”，自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以来，这一立场一直没有变化。“日本将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再次表明一个中国的立场。日本将继续与台湾保持民间及地区往来。”

近年来，日本对台立场之所以刺激到中国，可能是因为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公开“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的错误见解。在日本的安保法制上，“日本有事”是指其他国家对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域进行武力攻击，向自卫队发布防卫出动命令的事态。因此，台湾有事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有可能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6条规定的“远东有事”，有必要留意日本在与驻日美军的关系上被迫做出重大决断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从中日关系的脉络来看，2008年6月关于东海的中日合作协议非常重要。该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东海资源开发，在2019年6月的安倍和习近平首脑会谈中再次确认其推进实施，就实现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达成一致。未来，两国政府应该站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继续推动外交努力。

d.高级别对话与人员交流的现实与挑战

从日中两国的媒体报道来看，给人一种关系恶化的单一印象。事实真是这样吗？

2023年，中日两国政府继续开展包括首脑会谈在内的高层对话。以知华派著称的外务大臣林芳正(现为官房长官)在今年4月时隔3年再次访问中国，与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李强总理进行对话，之后每次国际会议都继续与中国政府首脑进行对话。岸田首相也于11月16日出席 APEC首脑会议(美国旧金山)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再次确认将坚持中日四个基本文件的各项原则，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此外，两国领导人还在经济和国民交流等具体领域推进合作、重新整顿商业环境与合作、推进两国新的合作领域如绿色经济和医疗护理等合作上达成一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日高层还就继续进行经济对话、文化对话、防卫对话等达成协议。

在媒体报道中，有极端者主张“中日战争近在咫尺”等，但近几年，两国关系从“对立”向“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2018年6月，中日两国开始运行“海空联络机制”，双方就增进相互了解、避免和防止意外冲突达成共识。从2023年5月开始，中日防卫当局之间又设立“热线”，并开始运用。

人类的战争历史，多是由于相互间的误解和误算导致数百万人死亡。1963年8月，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克里姆林宫和美国白宫设立“热线”，共同避免“双方不打算发动战争却发动战争的愚蠢行为”，并达成首脑之间只能直接交流的协议。日中两国现在也在活用这种智慧，但应更多地让两国国民知道。

从一般的中日间人员交流现实来看，双方人员往来高峰是在2019年，有959.4万的中国人访问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日方各界沉浸在欢迎的气氛中。遗憾的是，这一往来态势因疫情基本归零。疫情结束后的2023年，中国访日游客数仅为242.5万人。另外，从日本到中国的游客数量也停滞不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方面似应重新恢复免除对日访客的短期滞留和观光签证。如前所述，在中日首脑会谈中，双方确认和达成了反复持续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性的共识，未来有必要通过官民联合努力扩大交流、巩固趋势。

e.重提“战略互惠关系”的意义

如前所述，在2023年11月的中日首脑会谈中，时隔数年再次确认了“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第二年的“外交蓝皮书2024”中也使用了该表达。这是5年来首次在《外交蓝皮书》中恢复“战略互惠关系”。对此，部分日本媒体表示强烈反对，并批评说：“这会导致日本国民的疏忽大意，纵容中国的膨胀。”

确实，日本国民的对华友好度处于近年来最坏水平，中国国民的对日友好度也同样恶化，但两国政府都不认为仅凭友好度出发就能左右中日经济和安全保障的维度。

政治领导人根据国民的舆论，优先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动，这无可厚非，但此时重要的不是拘泥于个别争论点的“战术”，而应考虑整体关系的“战略”。所谓“战略互惠关系”，不是否定两国战略性地追求本国国家利益，“互惠关系”也不是以只有一方获得利益的关系为目标。当代政治家应该不拘泥于国民感情，在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基础上，开展战略性地相互竞争与合作，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共存共荣的关系。

改善日中关系的建议

a.从对立到管理

上文提到在解决诸多问题、改善中日关系的过程中，关键要实现“从对立到管理”。在个别争论点上相互对立，批评对方很简单，但在面临对立课题的同时，能在整体上朝着互惠方向发展更为重要。为此，必须努力将双方之间的问题分为“整体”和“部分”进行整理和管理。

被视为“部分”的问题，双方都有不少。日本方面认为，中方依据《反间谍法》拘押日本人时不公开理由、中方对日本海产品全面禁运、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活动等，都引发了日本政府和民众的不满。而对中国而言，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日美不断协助美国打压中国并在安保和军事层面加强合作、日本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去中国化的做法及在中日韩FTA缔结上不够积极等问题，也引发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不满。

但从“整体”来看，上述问题都是战术上的对立点，双方只需要投入时间和耐心，把它们作为个别具体的事件去处理就可以。现在中日两国都有务实的公务员集团和专家集团可以推动处理这些问题，两国政治领导人应该把精力放到更重要的地方，共同推动通过问题“管理”来稳定双边大局关系。

b.新的中日合作地平线

要想改善中日关系，就要拿出开创合作新地平线的智慧，关键词已经在日中高层对话中出现，最重要的是“绿色经济”“医疗护理”以及“金融”3个领域。

绿色经济是指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的普及，以及强化脱碳社会的新技术开发和使用。日本在20世纪的战后复兴期经历了多次的环境破坏和公害，一直在努力开发和普及环保技术。另外，日本对石油的依赖度很高，为削减其不良影响，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使用方面也领先于世界。

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快速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未来发展的环境容量严重不足。中国在巨大的环境危机感下正在为改善环境付出巨大努力，比如北京出租车几乎全部改成乐电动汽车。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和技术发展，有超过日本和韩国的势头，中日两国在这个领域的相互合作也会获得巨大的发展利益。

另外，亚洲发达国家的烦恼是，如何在少子高龄化的背景下提高医疗和护理服务的质量。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在世界上最为严重，从笔者首次当选议员的2001年开始，日本政府就推动医疗和护理产业急速发展。日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护理3大支柱)服务的质量无疑是亚洲最高水平，值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学习。

能源是国力源泉之一，但如果放任破坏环境的副作用，就会本末倒置。而且，社会保障相比国家安全保障(防卫)，对人心稳定的意义更为重要，非坚船利炮可比。日本国防产业占GD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虽然福利保障仍不及北欧各国，但众多管理经验对于今后少子高龄化加剧的亚洲各国来说，将成为宝贵的经验。

最后谈及“金融”要素，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在讨论中日经济关系时，大多只关注贸易规模，很少意识到中日金融交易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虽然是比较旧的数据，但我们仍可以将2018年日美和日中之间的金融交易规模用证券投资余额(资产)进行比较。日本对美国的证券投资余额约为168兆日元，美国对日本的证券投资余额约为128兆日元。但是，从日本对中国证券投资余额只有约2.5兆日元，中国对日本证券投资余额只有约15.4兆日元。中日经济关系从1970年代开始经过50年时间已逐渐成熟，但仅从金融领域来看，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和合作空间，应该引起两国领导人注意。

c.1.5轨的重要性

如何改善中日交流严重不足的情况？我的回答是必须加强构建“1.5轨”交流通道。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重视政府间的谈判，这作为正规谈判途径被称为1轨。其次是 2轨，主体是非官方的专家学者，或者是智库和其他机构。通过文化交流频繁往返于两国的文化人和宗教团体也可以列入这一范畴。

1.5 轨是指其中间，在1轨和2轨都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的交流。这种交流渠道粗的时候，两国关系趋于改善，但一旦变细，就会急速恶化，而且很难阻止。

1轨最大的弊端是外交的一元化原则。也就是说，能够代表政府向他国政府表明正式见解的只有政府人员，其他民间人士发表的见解难以受到重视。笔者有担任过日本外务省大臣政务官的经验，并不认为这个原则有错。如果官方态度并不透明，就无法了解彼此立场，也无法推进后续的外交工作。对立的问题越多，彼此的身段就越僵化，这是最大的问题。

而2轨的交流大多可以轻松大胆地实施。与交流对象一起活动，通过交换意见和聚餐加深彼此理解，反复深化人际关系，多数情况下都能达到彼此的交流目的。但是，这种交流有时也会因1轨路线的恶化而突然受到限制，在严重的情况下，有时会被迫长期停止。

因此，1.5轨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该路线的交流对1轨也有一定影响，同时采取2轨那样较为灵活和大胆的交流方式。即使1轨交流停止，2轨也因其影响而停止，1.5轨的路线也能保留下来，为下一次交流的重新开始和扩大奠定基础。

虽然这是笔者拙劣的经验，但我曾切身感受1.5轨交流的效果。2012年左右，由20多名日本国会年轻议员(超党派)设立了名为“中日次世代交流委员会”的新交流组织，笔者成为这一组织的总代表。当时的中日政府间关系正因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国有化问题”处在非常糟糕的时期，双边人员往来基本停止。既存的中日执政党交流和中日友好议员联盟的交流也不再进行。而中日次世代交流委员会的成员中，年轻的中坚议员占大半，由于谁也不是日本政府成员，因此没有站在1轨交流的立场上。但作为国会议员，对内阁又有一定影响力。我们通过各自的选举和政治活动，也与民间人士和企业团体有所联系。我们意识到“作为1.5轨的担当者，可以与中国进行对话”。

经过几次协商，我们决定了两个重要行动原则。①必须每年访问中国，访问首都北京和地方城市，进行坦率对话。②在与中国政要的会见中，不拘泥于对方的头衔(不进行面子外交)。当时中国发展非常快，我们认为如果不是每年访问中国，无法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另外，政治家只访问首都的倾向很强，但如果不直接访问广阔的中国地方城市，就不可能理解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另外，我们还决定放弃在1轨交流中频繁采用的“面子外交”的方法，因为执着于面谈对象的地位高低,不适合1.5轨。

我们当初的不安是，中方如何看待提出这种行动原则的新交流团体。但我们的担忧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中方指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为窗口，在政党间交流框架中加入中日次世代交流委员会，就我们每年访问北京和地方城市达成协议，提供了实务性的支援。

从2013年开始，我们组成了超党派代表团，到2019年为止连续7年访问中国。在此期间，我们访问的中国城市除了北京以外，还涉及天津、上海、苏州、青岛、长春、延吉、西安、重庆、广州、深圳、福州、厦门及其周边地区。这些访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能够直接听取普通国民和地方领导在如何看待对日关系的见解，对我们非常有参考价值。

从日本政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下一代议员踏实的外交活动，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2014年第二次访华时，我们代表团会见了国家副主席李源潮，2016年第四次访华时会见了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双方都进行了坦诚对话。这样的会谈机会使我们的影响力波及到1轨和2轨的担当者。笔者认为，今后在以“战略互惠关系”为目标的中日关系中，增加并支持1.5轨外交的主体(不仅限于国会议员，包括财经界人士和智库研究者)，尤为重要。

结语

2024年下半年到明年，中日关系无疑进入极为关键的时期。今年5月末，中日双方都展现了改善关系的努力。在韩国首尔，时隔4年半再次举行的中日韩峰会上，岸田首相和李强总理举行会谈，在保留相关分歧的同时，也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和构筑建设性且稳定关系”的外交基调，并寻求逐个问题的解决。在此之后，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访问日本，与岸田首相等日本各政党代表进行会谈，就强化交流达成一致。其结果，不仅是1轨，1.5轨的交流路线也随之打开。

2014年8月18日，笔者作为中日次世代交流委员会第二次访华团团长，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进行会谈。当时，李源潮反复提到一句话，就是中日双方应该从高处远望，“发现共同点，保留不同点(求同存异)”。笔者认为，既然中日两国是不能搬走的邻居，对立点就永远不会消失。尽管如此，只强调对立点而恶化整体关系，是既不具战略性也无法实现互惠，是愚蠢透顶的思想和行为。今后中日关系将迎来改善的关键时刻，相信通过双方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