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1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沈国威主持的“语言接触与汉语词汇学的构建”工作坊于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302会议室成功召开。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沈国威会前对工作坊主旨进行说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荐、浙江大学特聘教授汪维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杜翔诸位先生作为点评专家出席本次工作坊。国内外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活动。

工作坊第一场由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杨帅可老师开讲。题目为《19实际英华辞典中的习语——以马礼逊英华 • 华英辞典为中心》。习语（Idiom）是语言的精华，文化、认知与价值取向的载体，语言交际中的重点与难点。从广义上说，习语在汉、日、英等语言中涵盖大致相同，包括成语、俗语、熟语等。在编纂双语辞典时，如何准确互译，是辞典编纂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杨老师以马礼逊的双语辞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习语的收录、编纂形式、翻译模式及译词之间的互鉴，从习语的角度探明伴随双语辞典编纂及出传播所引发的语言现象及产生的影响。

第二场的演讲者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徐克伟老师。徐老师的题目是《语法概念“格”在中日两国的翻译、确立及其交流》。中日两国最早接触“格”这一语法概念，可以追溯至“八转声”等汉译佛经资源。“转（啭）”的用法在《英文鉴》等介绍英文语法的近代著译作品中得以延续。而“格”这一现代译名及诸格译名，较早的见于日本江户时期兰词中野柳圃，该用法除了荷兰语等西语资源，还继承了儒学者、国学者以“格”字指汉字、假名的用法规范。该名及其诸格名称经由门生马场贞由等江户兰学者、洋学者中传播开来并经过不断改造确立下来，最后通过清末赴日留学生传入中国，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语法概念名。

第三场的演讲者是来自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的周菁老师。周老师的题目是《术语“形容词”的诞生——词汇学与语法学之间》。在日本，形容词这一术语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的兰学。在十九世纪中叶，日语中已经出现了与荷兰语形容词相对应的译词“形容词”。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英语逐渐取代了兰学，形容词成为“adjective”的固定译词。在汉语语法学领域，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1907）中，参考日语的词类命名，首次使用了“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新的词类术语体系。随着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法学的建立，“形容词”在汉语语法著作中得到广泛使用，并一直沿用至今。中日两国包括“形容词”在内的术语体系的形成是东西方知识迁移及中日词汇交流的结果，反映了近代中日语法学的建立及其术语演变的历史轨迹。

第四场的演讲者自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的崔惠善老师。崔老师的题目是《汉韩语分类词缀的发生与日语》。进入明治时期，日语中的汉字词缀(日:接辞)发展迅速，增加了大量的三字词。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的深化，现代汉语需要不断扩充新词语，三音节复合词的增加尤为明显，新词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语与汉语一样有相当数量的受到日语影响的新词缀。崔老师的研究从李汉燮(2024)《日语由来韩语辞典》中抽出受日语影响的汉字词缀，围绕汉语、韩语共同词缀进行比对，梳理了汉、韩语词缀的发生以及与日语的关系，并通过词缀成分所构成的概念范畴，对抽出的词缀进行了归类和区分。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杨驰老师作了第五场发表，其发表题目为《现代汉语词类术语厘定过程中的日语途径——以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为例》。中国早期汉语研究著作中，对于汉语词类的命名通常以“实字”“虚字”等为名称，厘清现代汉语词类术语的产生及定型，对汉语词类学、词汇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杨老师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及“副词”四条词类术语在早期汉语语法书和早期英华词典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比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1908）与神田乃武等人编纂的『新訳英和辞典』（1902）中的该四条词类术语的释义，探明了前者对后者术语词汇的借用情况。《英华大辞典》（1908）在现代汉语词类术语的厘定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接引了英语知识和日语汉字词，为现代汉语词类术语，乃至词汇学方面其他术语的整备都提供了资源。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杨昕老师作了第六场发表，其发表题目为《<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中的汉语被动表达》。日本的汉语教育在明治维新的影响下，汉语教育开始由前近代式长崎唐通事的唐话教育开始向近代教育的方向转变，其中由香港英华书院编译出版的中英双语教科书《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具有启蒙的重大作用。杨老师通过分析《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出现的被动表达，体现了早期英语双语教材编写者对汉语被动表达的深刻认识。

扬州大学文学院齐灿老师作了第七场发表，其发表题目为《立法成文，如珠就串——<达辞>（1898），作文词典的胎动》。莫文畅的《达辞》作为我国第一部作文词典，既有语法规则的讲解，也提供了日常惯用语的知识，同时兼顾初级学习者与高级学习者的英语学习需求，在我国汉外词典编纂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齐老师通过对莫文畅的英语学习背景、《达辞》的编写体例及其特点进行分析，探明了《达辞》的超前性在于提供丰富的遣词造句相关知识的同时，又提供源于生活的典型例句，还提供了日常惯用语的详尽解释及使用域信息。此外，还分析了《达辞》的时代局限性。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王铭宇老师作了第八场发表，其发表题目为《现代汉语“2+2”型复合词的词法特点及相关问题》。现代汉语词汇以符合构词为主，而复合词中绝大多数为双音节复合词。不同音节（字数）的复合词，在词义、结构以及韵律等方面各具特点。王老师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一千余条2+2型四字词为基础，考察分析了其来源与形成过程，进而讨论汉语的“词＋词”复合构词、复合词与“黏合式”、区别词的来源、可能词预测以及词典释义等相关问题。

第九场的演讲者是广西大学文学院的宁瑶瑶老师。宁老师对现代汉语“化”缀的来源及形成作出新兴探究，从中西语言接触的角度，借助语法化的“扩展观”，结合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大量第一手汉语材料，对于“化”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缀化的具体过程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她指出，“化”缀并不是在汉语内部自然发生“实词虚化”而来，也不是直接译自英语动词后缀“-ize”，而是先整词借入日语二字新词“X化”（进化、退化）。随后，伴随“化”的同构项“X”的类型的拓展以及“X化”的语法环境、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化”表示“变化”的词汇义不断弱化，黏附性和能产性不断增强，最终实现了从“词根语素”到“类后缀”的演变。报告从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1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今三个历史时期介绍了“化”缀的形成过程，并指出在“化”缀的形成过程中，类推是核心机制，但受到近现代中日词汇交流、近现代大量新兴二字抽象名词产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该研究不仅廓清了“化”缀的历史来源和形成过程，还有助于从“化”的缀化程度来解释“化”缀词汇语法功能存在等级性的问题。

第十场演讲者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吉田庆子副教授。吉田副教授对日本近代法律词典的编纂与汉译进行详细阐述。她首先介绍了日语辞典汉译的先行研究，提出日本自明治初期起，法律术语词典的编纂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868年-1878年间出版的四部以中国律令和日本传统公文为基础的古典汉语词汇辞典为日本法律术语的制作奠定了基础；1869年箕作麟祥翻译《拿破仑法典》后，西方法律迅速传入日本，出于现实需要，日本法律术语词典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法日辞典翻译出版活动蓬勃发展，构建了日本近代法律术语的基本框架；1890年前后，伴随《民法》等的公布实施，日本社会对于司法实务人才、使用国语开展法学教育等社会需求愈发强烈，出现了大量的日语法律名词辞典，而1935年出版的《法律学辞典》标志着日本法律辞典编纂的成熟。这些日本法律术语辞典对中国法律术语体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发展提供了支持。

第十一场的演讲者是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朱棠副教授，朱副教授以“讲师”“学士”为出发点，对近代表“人”词缀的多样化问题展开论说。她提出，有关表“人”后缀的前期研究大多侧重于“～家”“～者”考察，鲜少涉及“～师”“～士”的研究，相关三字词研究甚少，未见四个后缀在近代中日的发展轨迹研究，故将“～家”“～师”“～士”“～者”为后缀的“2+1”式三字词作为研究对象，从《现代汉语常用词表》和《逆引き広辞苑》中分别抽出包含以上四个词缀的三字词，对以上汉、日三字词的前置词词性进行统计分析，讨论四个后缀在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并利用中日近代数据库，以图表的形式展示研究结果，探讨“～家”“～师”“～士”“～者”四个词缀在近代汉日语中的发展和变迁轨迹。

对每位发言者的研究成果，周荐教授、汪维辉教授、杜翔教授进行了点评，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修改的详细建议。

本次工作坊是作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汉语词汇学的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310，首席科学家周荐）；（子课题：近代西学潮下汉语词汇学的现代转型，负责人沈国威）中期成果汇报而召开的，在发言者和点评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研究课题的结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撰稿：孙义又 周婧洁 吴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