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吴震，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中国哲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儒家文化、宋明理学以及阳明学、东亚儒学研究三十余年；现任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源了圆国际学会理事、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初创会员；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日本东洋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COE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等；著有《阳明后学研究》《东亚儒学问题新探》《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朱子思想再读》《阳明学再读》等，主编有《东亚朱子学新探》《宋明理学新视野》《东亚地域〈朱子家礼〉文献汇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等。

吴震教授

2024年10月11日下午，应我院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于东语楼202会议室为我校师生展开了一场题为“略谈近代日本阳明学”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由东语学院哲学系主任柴可辅副教授主持，江静院长及我院多名老师、二十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参加讨论。

讲座前，江静院长为吴震教授颁发了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聘书。江院长代表学院全体师生热烈欢迎吴震教授的加盟，期待在吴震教授的支持下，进一步推动东亚研究院的发展，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吴震教授表示，他非常感谢我校东亚研究院和哲学系的邀请，并承诺将积极参与我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希望能有更多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这种交流不必局限于每周的课堂授课，而可以通过学术访谈、学术报告或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融入到浙江工商大学的一系列学习活动中。在柴可辅老师对吴震教授作简要介绍之后，讲座正式开始。

讲座伊始，吴震老师首先对“东亚阳明学”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澄清，他认为“东亚阳明学”不是一个思想“实体”。如若假设其为实体，则必然会面临“如何界定‘东亚’概念”及“文化碰撞与重新诠释”的问题。而事实上，“东亚阳明学”既无法做到时空一贯，也无法做到本质同一。故而，“东亚阳明学”是指“阳明学在东亚”，其所关注的是阳明学在东亚文化地域的传播、展开以及转化等思想现象。吴震老师特别强调，我们所认同的只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在东亚儒学的研究之中应该着重避免将东亚视为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应高度警惕“东亚共同圈”“一体性东亚”等敏感话语。

吴震老师进而以沟口熊三、小岛毅、荻生茂博等人关于阳明学的观点来展开讨论。要之，此三人的研究角度虽不同，但均认为阳明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形态，亦即存在两种阳明学。自文化背景而言，中国的阳明学与日本的阳明学显然是两种。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就日本阳明学而言，其内部亦分为两种。按小岛毅的观点，日本近代阳明学，即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至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内的阳明学，发生了“白色阳明学”与“红色阳明学”两种类型的严重分化，前者主要由国家主义者所提倡,亦可译为右翼阳明学，后者则主要指继承了幕末阳明学者的“革命”精神而主张社会变革的阳明学，亦可译为左翼阳明学。而就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荻生茂博认为日本阳明学可分为“前近代阳明学”与“近代阳明学”，而近代日本阳明学在本质上仍属于帝国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言说，是必须加以解构的对象，至于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说，则是后人的一种历史想象，不足为据。就中日阳明学的异质性而言，早在19世纪末，日本学者就已认识到二者的差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阳明学者高濑武次郎，从阳明学理论内部，将阳明学区分为事业型与枯禅型两种。他认为“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前者意指中国，后者意指日本。很显然，他的这个说法是 以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背景的，所谓“兴国”便是指明治维新推动的日本民族国家的重建 (史称“开国”)，带有很浓重的“右翼阳明学”的色彩。而从现代学术意义上来说，“两种阳明学”的概念是由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他在1981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中，通过对“中国阳明学和日本阳明学”的严格分梳，进而批判以往日本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阳明学与日本的阳明学是同质的”。在他看来，日本阳明学更加注重“心”，而中国阳明学则更加注重“理”，二者不论在思想构造上还是在理论事实上，都存在着根本“差异”，因而是属于异质的“两种阳明学”。由此而推论，“日本式的阳明学即便是在日本意义上，也没能作为阳明学而被确立”，言外之意即日本并不存在正宗的阳明学，因而甚至日本式阳明学这样的称呼也是不妥当的。就学术立场而言，沟口是一左翼学者，因而他极力反对近代以来的右翼学者。他意图对以井上哲次郎为代表的近代日本阳明学研究的方式、立场、观点等做一全面的清算，并以“两种阳明学”的观点竭力推翻之。

就小岛毅“两种阳明学”的观点而言，他的说法是“白色阳明学与红色阳明学”，前者是指明治以来“国体拥护主义”，即国家主义者的学说，他们往往同时又是阳明学的信徒；后者则是指继承了幕末阳明学的革命精神的阳明学者。不过归根结底，这两种阳明学又属于同一类型，其间的区分其实很微妙，都偏向于推动社会变革的激进主义，将阳明学视作精神运动的思想资源，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显得很不同。而就荻生茂博关于“两种阳明学”的观点而言，其不仅承认有“两种阳明学”，而且认为“两种阳明学”不应针对中国与日本的区别而言，更应该指向日本阳明学内部所存在的“近代阳明学”与“前近代阳明学”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此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历史性“断层”，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及文明开化期，日本社会上下经历了激烈的“西化主义”风潮，儒教至少在文化教育领域，遭遇了“政治抹杀”的命运。吴震老师指出荻生以“近代”性和“政治”性来为日本的“近代阳明学”进行定位，此一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日本近代阳明学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它掺杂着各种政治主张，具有各种近代主义政治观点，宣扬“国民伦理”、“国民道德”等复杂思想因素，因而荻生认为其是必须加以解构的对象。总之，吴震老师认为，在近代日本阳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存在种种分化现象，“两种阳明学”不仅意味着中国与日本的“阳明学”存在根本差异，而且在近代日本阳明学的内部也有“两种阳明学”等现象存在。充分表明在以中日为代表的近代东亚世界，其实阳明学的发展方向绝非是单一的，自以为继承了阳明学之精神的所谓近代日本阳明学恰恰背离了阳明学的真精神。最后，东语学院哲学系主任柴可辅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吴震老师的讲座是对日本近代阳明学的一个纵观图，其运用广义的思想史的研究方式，揭示出日本近代阳明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套政治话术，其对于如何处理哲学思想与所处时代之关系问题具有典范意义。本次讲座在吴震老师和学生们的热烈讨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