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9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沈国威主持的“第二届汉语词汇学专题论坛”于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202会议室成功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专家发言

第一场由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胜利教授开讲，题目为《三论汉语的韵律词：节律、韵律与汉语“词汇生产线”》，以根语素为基础、韵律词为模型，从节律音系与韵律音系异同的角度切入，讨论汉语韵律词的节律原理及其运作机制和产出。冯教授认为，以往关于韵律词有无的评论，往往忽略其中的两大要素，即韵律词不可或缺的节律原理和韵律词决定的词汇样貌。报告最后指出，汉语的词汇史如果失去以韵律词为基元属性的构词生产线，则无法反应整个汉语词汇的历史样貌及其所产词汇的语法属性和语体特征。

第二场的发言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周荐教授，发言主题为《词、句组构异同简说》。字和词（这里偏指合成词，也包括语）同属词汇，词与句，都是由若干成分组合而成的单位。作为语言的备用性单位，词不需要句那样的句末语气标志，也较少需要将不同成分粘合起来的助词成分；句是语言的使用性单位，才需要句末语气标志，才需要用助词性成分将不同的成分粘合起来使表达更完整。周荐老师指出，如果撇开句末语气标记，来判断词与句的异同，虽然它们都是由若干个字构成的结构体，但至少在成分的语法属性、结构体前后成分组配的结构关系和结构体取此弃彼的造就法这三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三场的演讲者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宋作艳教授，演讲的的题目是《基于构式理论与物性结构中的定中复合词分类》。定中复合词的分类主要依据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包括名词视角的属性关系和动词视角的格关系，属性关系分类在操作中往往会变成根据成分的语义类分类。三种分类方法往往杂糅，且都聚焦于成分，脱离了整体和表层的制约，导致语义关系和语义类的概括有一定主观性和随意性，分类对内缺乏一致性、对外缺乏排他性，归类有分歧。宋作艳老师的研究拟基于构式理论的整体论、表层概括假设和物性结构，构建新的分类层级体系，进而探索这一分类的意义。

第四场由来自澳门大学的王铭宇教授开讲，题目为《现代汉语“2+2”型复合构词词法化的过程与机制》。王铭宇老师利用《现汉》等近现代多部辞书以及“英华字典数据库”等近代报刊语料库等，梳理描写“2+2”型复合构词词法化的过程并探究其形成的机制，发现这些2字词在1898年以前基本没有和其他二字词复合成四字词的情况。可见，“2+2”型四字词大率产生发展于19世纪末以后，而非古汉语早已有之，并以此为例讨论词法化与词汇化以及构式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场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昌来教授进行题为《“含X量”的语体扩展、识解机制与语用功能》的发言，从构式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系统考察了“含X量”的扩展路径及其运作机制。陈昌来老师认为，名词的量化趋势、强势构例“含金量”的隐喻扩展、官方媒体传播的影响是“含X量”扩展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含X量”的扩展是语言系统内部能产性机制与外部社会因素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容器隐喻”认知图式和构式压制效应为语义创新提供了认知基础；另一方面，政策术语的创新和官方话语对社交媒体的适应为构式扩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六场的演讲者是来自浙江大学的程工教授，演讲的的题目是《如何看待汉语词类的特性？》。在如何看待实词的分类以及各词类的特性方面，语言学界长期存在不同观点，在当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更是热点话题之一。基于生成语法的新研究，程工老师认为，实词的分类主要来源于两种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一一分类性(sortality)和及物性(transitivity)。分类性体现在量词的选择上，如“个、只、条”等；及物性则有正（＋）和负（－）两个实现值，并且有上下两层，下层用于引入内论元，上层用于引入外论元。这些值结构通过不同搭配可以派生出及物动词、非宾格动词、非作格、施用结构和介词等各种构式。

第七场的发言人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魏慧萍教授，发言主题为《合成词素的构词特征和语义关联》。魏慧萍老师从近三年社会流通度极高的流行词语、新词语中提取由合成词素参与构词的典型词例，在不包含短语的结构体范围内，探究这些词生成的条件和构成的基础形式，分析合成词素在其中的构词表现，合成词素与其他成分组合的结构方式，以及构词模块化并类推生成的情况。魏慧萍老师指出，在语义方面，合成词素参与新构词时，其意义与原单独成词意义的联系和区别需要细致地诠释。

第八场的演讲者是来自广西大学的宁瑶瑶老师，演讲的的题目是《现代汉语类后缀“性”的来源与形成新探》。宁瑶瑶老师从中西语言接触角度，借助语法化的“扩展观”，利用大量第一手汉语和中西语言接触材料，考察了“性”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类后缀化的具体过程，发现类后缀“性”最早是受到传教士“汉译西书”（翻译）的影响。伴随“性”的搭配项“X”的类型扩展以及“X性”的句法环境、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性”的语义不断泛化，且黏附性和能产性不断增强，最终实现了从“词根”到“类后缀”的演变。在类后缀“性”的形成过程中,“性”的搭配项“X”的类型扩展以及“X性”的句法环境的扩展是核心特征，且类推是核心机制。

第九场讲座的演讲者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董秀芳教授，其发表题目为《主观与客观：汉语中“情”的词汇语义分析》。“情”在汉语中的义项可以分为“感情类意义”和“情况类意义”两类，分别指向人的精神心理层面和客观世界。这种客观义与主观义的共词化现象是汉语的特色。从历史角度看，“情”的基本含义从人的情感扩展到事物的情况，其“本性”含义是这两类义项的桥梁。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体现了通过人的情感推知万物情性的思想，而董老师认为，汉语中的“情理”一词体现了中国人认为人的性情与物的道理是相通的，反映了中国人理解世界的认识方式。

第十场讲座的演讲者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文磊教授，其发表的题目是《电影还是剧本：汉语直接引语的词化模式》。电影化叙事依赖于直接感官参与与具象细节呈现。其核心在于通过运用生动的视觉意象与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包括场景组合、运动、面部表情、 手势、眼神交互、音效及场面调度等艺术手段一一精准传递人物的情感波动、性格特质与故事脉络，最终营造出逼真的视觉体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脚本式叙事侧重于理性分析与概括性描述，其本质在于通过简洁的语言精准传递人物关系、情节脉络及环境细节，从而为演员表演提供内在逻辑支撑，并引导导演的创作选择。史老师认为，汉语使用“言语”类谓词频率较低，更倾向于使用“活动”和“情感”类谓语词，以及具象表达方式，使其更接近电影式语言。这种语言特征反映了汉语在清晰度与体验即时性之间的调节方式，可能与母语者的认知习惯有关，从而推动了认知类型学的研究。

撰稿人：周婧洁、吴书妍、孙义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