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我院于下沙校区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202会议室举办了“历史学与翻译学”青年学者论坛。本次论坛共邀请12位青年学者参与，他们围绕中日翻译史、跨文化知识传播及近现代概念生成等主题，发表了高水平研究成果，涉及中国读物在日本战后翻译与接受、近代中日科学术语流通、星期制与知识现代化等领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田野村忠温先生全程参加，逐一加以深度点评。本次论坛不仅展示了青年学者在历史与翻译交叉研究中的创新成果，也为深化东亚知识传播史与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学术启发。

（一）崔文东：《西欧大侠之诞生：加里波第传记在近代东亚的跨文化形构》

崔文东《西欧大侠之诞生：加里波第传记在近代东亚的跨文化形构》一文，探讨加里波第形象在东亚传播过程中经历的重写与再造，揭示其如何在跨文化交流、译介策略与政治语境的作用下，被重构为具有东亚文化意涵的“现代大侠”。崔文东指出，原本象征欧洲民族革命与自由主义精神的加里波第，在明治日本与晚清中国的接受史中呈现出显著的语义迁移。

报告首先梳理欧洲传记的多种类型，包括浪漫化的英雄叙事、强调民族独立的政治史写法，以及具有教育意义的道德化文本，指出其中所包含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传记进入日本后，在“文明开化”的时代背景中被重新功能化，日本知识界借助出版体系与教育制度，凸显加里波第的“自强”“献身公共”等品质，使其成为国民伦理教育的理想范型。

当传记传播至中国时，又在“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中获得新的解释框架。中国知识分子将加里波第与传统“侠义”价值相连，通过译文中的“义士”“壮士”“大侠”等词语，将其重塑为兼具民族大义与侠客品格的跨文化英雄。其革命行动被视为“舍身救国”的典范，从而嵌入中国的价值体系。

崔文东指出，加里波第形象在中国教育读物与青年书籍中的延展，使其成为激发民族意识、塑造现代人格的重要象征。此一传播过程显示，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东亚社会在面对现代性挑战时重建政治情感与道德秩序的重要机制。

（二）陈晓淇：《鲁迅〈科学史教篇〉材源再考》

陈晓淇从《科学史教篇》出发，重新考察鲁迅的素材来源，指出其并非依赖单一日本教材或西方著作，而是在教材、科普书、翻译本、报刊与讲义等多重材料中进行选择、整合与批判性改写，使文章兼具科学史与文化启蒙双重意涵。她通过版本比对与材料链梳理，修正了学界“鲁迅主要依循日本教材”的看法。

陈晓淇指出，鲁迅参考的日本科学史文本本身杂糅西欧启蒙思想、进化论与日本教育政策。在取材过程中，他删去技术性部分，突出“科学精神”“思想解放”“反迷信”，以契合中国社会启蒙需要。《科学史教篇》不仅传授科学知识，更具有文化批评性质，强调怀疑精神、求真意识与反权威态度，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思想一脉相承。

她还强调鲁迅取材具有“反功利”倾向，更重视科学家精神而非技术细节，旨在推动价值更新与国民性改造，使该文成为“五四”启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晓淇认为，重新审视《科学史教篇》有助理解鲁迅如何通过翻译、改写与材料再组织建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体现其跨文化知识整合能力与现代精神自觉。

（三）卢春晖：《翻译与外交：1752年葡萄牙遣华使团国书研究》

卢春晖以1752年葡萄牙遣华使团国书为核心，分析其在跨文化外交中的翻译、改写与政治功能，指出国书译介是清朝朝贡体系与欧洲主权外交体系之间进行政治重新编码的重要机制，反映权力、礼仪与文明观念的互动。

他指出，该使命在中西外交史上具有关键性：葡萄牙既欲维护澳门贸易利益，又试图调整与清朝的政治关系。国书以葡文撰写，强调主权平等，却与清朝“天朝秩序”相冲突，使翻译成为博弈焦点。通过比对原文与中文译本，卢春晖揭示多处政治删改：如“主权平等”被译为“小国奉表”，贸易诉求被弱化，以维持清政府对礼仪与海贸的控制，显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滤与话语权实践。

他进一步分析译官主体性，指出译者熟悉礼制与政治禁忌，通过选择性呈现将翻译转化为“政治风险管理”。葡文中基督教术语与君权神授思想被重写为“奉天命”“顺上国”，外交措辞亦被礼仪化，如葡王头衔被降格。卢春晖强调，葡萄牙国书译本非原文再现，而是在清朝政治逻辑下系统重构，是研究18世纪中西关系的重要材料，外交翻译体现跨文明互动与权力建构核心机制。

（四）李泽玮：《日曜轮值：清末星期制论争的译词研究》

李泽玮在《日曜轮值：清末星期制论争的译词研究》中，聚焦星期制进入清末中国引发的译词与制度争议，指出“星期”不仅是时间单位，也涉及宗教、制度改革与社会现代化。他通过晚清报刊、教科书、教案、宗教文本及官方文件分析“日曜”“礼拜”“周日”“星期”等译法的文化含义，展示现代时间制度输入如何推动思想与社会秩序重构。

他梳理星期制传入脉络：起初由传教士学校、教会出版引入，用于宗教聚会；随后随社会现代化，用于学校作息、行政管理与工商业运营。不同译词竞争明显：教会偏“礼拜”，日本教材引入“日曜”“星期”，新学制推广后“星期”成为官方规范，“星期一至星期日”分段方式去除宗教色彩，反映语言选择与文化认同交织。

李泽玮强调，星期制通过翻译建构现代时间制度，改变日常生活节奏，重塑社会组织模式，如公共休息日、课程表、工厂轮班与商业时间均以星期为框架。译词之争揭示文化适应现代制度的困境，最终统一译法体现社会对现代时间制度的接受与认同，彰显语言在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作用。

会议讨论环节：

本场讨论围绕语言学、词汇史与知识体系变迁展开，涉及多个层面的探讨。首先，讨论从时间制度与词汇来源的关系切入。与会者分析了“星期”及相关时间词汇的引入过程，指出在跨文化引入过程中，原有概念往往被借用或改造，以适应本土文化和社会接受逻辑。这种命名与解释策略体现了概念在社会政治语境中的适应与折衷，同时也导致了词义上的混合性与解释上的复杂性。

随后，讨论延伸至科学概念和专业术语的跨文化传播。与会者指出，诸如“遗传”“冷血动物”等词语不仅限于学术领域，其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被引申，涉及家庭关系、社会阶层、民族话语及文化观念等。研究者强调，理解词语的跨语际传播，需要关注其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嵌入过程。

讨论进一步关注翻译行为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与会者分析了历史文本的跨语言翻译，指出翻译往往不仅是语言转换，更带有文化、政治和社会意图。例如，翻译者可能通过强调特定文化价值或道德观念，回应外部社会偏见或实现文化抵抗，显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功能。

在知识体系与文化圈层面，讨论关注文字、语音系统、训读体系以及文本共同体的交互作用。与会者提出，传统文化圈概念过分强调文字，而忽视知识传播依赖的跨区域网络、共同经典体系以及共享的公共议题。由此可见，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是长期政治文化互动的结果，而非自然现象。

最后，讨论触及哲学层面的语言问题。与会者强调语言的可说性与不可说性，使翻译始终处于“可译—不可译”的张力之中，现代词语的产生应理解为不断逼近意义的过程，而非绝对等值。整体来看，本场讨论显示，词汇史、概念传播与翻译行为是理解东亚知识结构及跨国文化互动的重要切入点，跨文化翻译在知识体系形成和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五）吴佩遥：《近代日本的“迷信”与“宗教”》

吴佩遥在《近代日本的“迷信”与“宗教”》中，分析明治时期日本“迷信”与“宗教”概念的生成与重划。他指出，这一划分非自然形成，而是国家建设、宗教制度化、西方宗教观念输入及民俗信仰管理等多重因素下的产物。对“迷信”的打压并非单纯启蒙，而是国家通过“科学化”建立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工程。

吴佩遥强调，“迷信”与“宗教”在日本并非自古对立，现代意义在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随着西方知识输入，“Religion”成为新的分类标准，国家将杂糅信仰纳入现代框架，制度化构建“宗教”，重划“迷信”。政府采取二重结构：承认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将神道作为“国家仪礼”，置于宗教之外，以维护天皇权威。无法纳入官方体系的民间信仰被贴上“迷信”，这是政治结构性产物，而非单纯非理性。

她指出，近代知识界受西方宗教学影响，将正规教义视为宗教核心，民间信仰归为迷信。政府通过教育和科学启蒙压制迷信，旨在统一价值体系与现代生活方式。此外，这套“科学—理性—文明”与“迷信—落后—非理性”的二元话语延伸至殖民地政策，将台湾、朝鲜民俗定性为迷信以推行文化控制。

吴佩遥还分析民间反应，部分被压制信仰以民俗或文化遗产形式存续，民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调整实践。最终，她总结指出，“迷信”与“宗教”争论本质是国家管理信仰、组织社会与利用现代性形成统一价值体系的政治问题，对理解现代国家权力逻辑与宗教现代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六）王瀚浩：《日本战前法西斯主义概念》

王瀚浩在《日本战前法西斯主义概念》中分析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概念生成、政治化路径及社会接受史，指出日本并非简单移植欧洲模式，而是本土化、意识形态化，嵌入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结构。

他回顾欧洲法西斯主义特征，包括国家至上、反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群众动员。日本学界结合国情，将其视为应对经济危机、政党腐败和民族主义上升的方案。右翼知识分子强调天皇中心，军部关注国家动员，经济学者探讨统制经济，呈现多方向、多层次特征。日本式法西斯主义在军部扩权、政党失效中形成半法西斯化国家，通过忠君爱国、家族国家等“传统包装”，将现代控制机制呈现为固有传统。

此外，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被视为革新象征，战后则彻底否定，体现概念战前吸收与战后批判的双重转向。王瀚浩认为，该研究有助理解战前政治文化演变，揭示现代国家在思想危机中借用外来概念构建治理体系的复杂机制。

（七）徐克伟《隔与通：新井白石所遇传教士西铎蒂的长崎审讯及其翻译》

徐克伟分析1708年意大利传教士西铎蒂登陆日本后的长崎审讯，聚焦语言障碍、翻译困境及制度因素对新井白石《采览异言》《西洋记闻》中西洋认知框架的影响。他通过对日文、荷兰文、拉丁文等材料的比对，指出学界过度依赖白石文本，忽略了审讯现场的沟通停滞与宗教矛盾。

西铎蒂入境受幕府禁教令限制，引发高度戒备。葡萄牙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均难以沟通，荷兰人因宗教敌意不合作，审讯长时间停滞。最终通过懂拉丁语的“道友”，才得以建立基本沟通。徐克伟指出，这种“隔与通”塑造了白石对西洋的知识理解，同时影响“清国—支那”等词汇在日本学界的解释。

他还梳理研究方法：系统通读《采览异言》《西洋记闻》，参照荷兰商馆日记、1726年《新旧东印度志》及西铎蒂传记，形成跨文本、跨语种的综合路径。对比不同版本发现，白石文本删去语言混乱与沟通失败细节，将审讯呈现为理性问答，使西铎蒂成为儒学提供材料的人物，而非经历艰难交流的传教士。

此外，他指出“清国”“支那”一词并非白石创造，而是对白方语音称谓的整理，提醒研究者不能仅凭白石文本推断当时知识结构。徐克伟总结，西铎蒂事件是日本思想史重要节点，真实审讯体现语言误解、宗教敌意与多重不信任，但正是这些“隔”促成日本学者对西方世界的制度化理解与近代世界认知形成。

（八）孙若圣：《冷战结构缝隙处的民众呼声——来自中国的读物在日本战后初期翻译场域中的价值变迁研究》

孙若圣分析战后日本冷战语境下中国出版物的翻译、流通及接受，关注文本在社会与政治结构缝隙中的价值再生产。他指出，中国读物不仅是文化传播媒介，更映射民众心理、意识形态调整及社会情绪，其价值随历史与制度环境变化而漂移。

孙若圣概述1945—1950年代日本社会政治背景，指出民众在美占、冷战压力与战后重建交织下，对外来出版物兴趣高但选择性强。中国读物通过出版机构、学术团体及读书会流入，译者在前言、注释与改写中调节功能：政治书强调抗争，文学作品突出民族精神与文化教育。他提出“翻译场域的价值变迁”概念：同一文本在不同阶段获得不同功能——早期为“革命教材”，中期为思想启蒙工具，冷战高压期用于社会建设与道德反思。译者能动性赋予文本新的政治文化意义，形成“跨文化价值重构”。

孙若圣还分析冷战意识形态与民众需求的互动，指出左翼群体、青年与知识界在结构缝隙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出版物提供可操作文化素材，显示翻译不仅是语言行为，更是社会实践与文化重构过程。

他总结，中国读物在战后日本的翻译与接受体现文本、译者、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多层互动，揭示跨文化传播对社会认知与价值系统的影响，翻译成为理解冷战时期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切口。

会议讨论环节：

本场讨论围绕思想史、宗教、文学及翻译等多方面展开。首先，与会者关注思想史中迷信与宗教的关系，探讨佛教及其他宗教在近代日本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其与科学观念的互动。讨论强调，理解宗教与迷信的关系，需要将其置于科学、世俗化与思想现代化的语境中，考察宗教合法性如何通过知识体系和科学观念获得社会认可。

其次，讨论涉及翻译与知识迁移的问题。与会者分析历史上知识获取和信息传播的途径，包括个人或私人行为对学术材料的选择、翻译及整理的影响，以及这些过程如何形成特定的知识样态。讨论指出，语言能力、文本理解与跨文化交流的限制，使知识迁移既复杂又有局限，同时也为研究历史翻译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此外，讨论关注文学在东亚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与会者指出，中国文学在东亚的地位并非单一，而是与翻译、文化接受及跨国交流密切相关。在研究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时，需要考虑文本选择、读者群体及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学作品如何在不同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被解读和再生产。

会议还探讨政治、宗教与翻译的交互作用。与会者分析幕府时期的信息管理、宗教政策及与外来势力的交流，指出翻译和信息处理常带有政治意图，同时反映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讨论强调，研究历史翻译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综合考量。

最后，讨论延伸到宗教现代化及西方影响。与会者关注佛教与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关系，探讨西方思想和自由神学如何影响日本宗教现代化的路径，以及如何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建立合法性。整体来看，本场讨论涉及思想史、宗教文化、文学传播、翻译与知识迁移等多个层面，强调跨学科视角对于理解近代东亚知识体系和文化互动的重要性。

（九）杨驰：《近代中日间医学概念的产生与知识传播——以“遗传”“遗传病”“遗传学”为例》

杨驰分析“遗传”“遗传病”“遗传学”等医学概念在中日近代的传入与再生产，强调科学概念并非直接移植，而是经日本学界译介后进入中国医学教育与社会话语，伴随语义扩散与社会应用形成独特文化与科学意义。

他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生物学知识通过教材、科普书及报刊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将“heredity”等概念译为“遺傳”，并在教育体系中系统化教学。翻译既保持科学精确性，又兼顾教育与社会传播，使概念在学术语境中承担社会解释功能，如与优生、族群健康等议题相关。概念进入中国的路径主要通过留日学生与医务工作者，中国教育机构借助日本教材先接受译词体系，再逐步调整以适应本土语言与社会条件。“遺傳病”在科普化过程中不仅指生物学疾病，还关联公共卫生、优生政策及社会道德，形成“科学—社会—政策”一体化网络。

杨驰通过教材、科普文章及报刊分析概念在中国的“再语义化”，指出译词经教育者注释与例证，使其既保留科学性，又具社会应用价值。例如，“遗传学”用于解释生理现象，也指导婚姻健康与儿童教育。概念的传播不仅推动医学学科发展，也参与社会动员和公共健康建设，体现科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与社会化。

他总结，中日医学概念流动揭示科学知识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概念在语言、学科、社会与政策多重语境中被调节和再创造，显示科学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密切互动。

（十）李侃：《生物名词与社会动员——二十世纪初“冷血动物”概念的传播与演变》

李侃以“冷血动物”为例，分析生物学术语如何脱离专业语境，被赋予社会与政治意义。他指出，概念不仅在科学界流通，还通过教育、媒体和政治动员进入公共话语，体现科学知识社会化与文化再生产。

“冷血动物”原指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其科学特征与社会行为无关。但在20世纪初中国，该术语被引入教育、报刊及政治宣传，成为形容社会冷漠、官僚无情的隐喻。教育系统将其用作伦理教材，报刊评论借以批评社会现象，政治动员中则用作唤起行动的工具。

李侃强调译介与语义演变的重要性：译者在引入外文文本时兼顾科学精确与公众理解，通过注释和例证再加工，使概念既科学又社会可接受。这种双向过程表明，科学概念既塑造社会认知，也被社会需求和政治议题反向改造。

他总结道，“冷血动物”的传播展示了科学知识社会化、文化再生产与政治动员的互动，科学术语通过教育、媒体和政治话语进入公共领域，为理解近代中国科学传播与社会变迁提供了新视角。

（十一）帅司阳：《为中国辩护：19世纪美国排华运动中卫三畏对〈东周列国志〉的翻译》

帅司阳在以卫三畏翻译《东周列国志》为例，分析翻译在跨文化政治与社会辩护中的作用。他指出，卫三畏通过译作为中国争取国际理解与文化正当性，应对排华运动的负面舆论，翻译成为文化辩护与公共外交工具。

帅司阳回顾历史背景，强调19世纪末美国排华法案及民间反华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卫三畏通过翻译古典文本，突出“忠义”“道德判断”和“国家治理智慧”，弱化政治冲突与残酷场景，使中国文明在西方呈现正面形象。译前言与注释的改写显示译者对文化价值和读者接受度的高度敏感。

在文化编码方面，卫三畏将“礼仪”“忠孝”“战略”等高度中国化术语用西方可理解的类比或解释处理，使文本既保留中国特色，又便于外国读者理解。译作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关注，还影响外交与民间舆论，成为中美跨文化交涉的重要媒介。

帅司阳总结指出，卫三畏的翻译实践表明，翻译远非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价值重构与社会辩护的行动，凸显译者在政治、文化与社会语境中的复杂作用。

（十二）王侃良：《从“汉字文化圈”到“汉文文化圈”：历史、辨析与评价》

王侃良在《从“汉字文化圈”到“汉文文化圈”：历史、辨析与评价》中，探讨“汉文文化圈”概念的学术转向及其理论意义。他指出，“汉字文化圈”侧重文字共享，而“汉文文化圈”强调以古典汉文为媒介的文化实践，包括文学、知识、典籍与政治制度流动。

王侃良回顾概念史，指出“汉字文化圈”源自日本学界，强调东亚因汉字共享文化属性，但忽略知识体系、政治思想与教育制度的深层作用。“汉文文化圈”则关注汉文在知识生产、文本传播、政治合法性建构及跨国学术互动中的核心地位。通过科举、史书、法律与宗教文献实践，汉文形成跨国制度化文化共同体。

报告提出三大关键议题：文本共同体，东亚四国共享儒家典籍与评论传统；政治文化共同性，各国官僚制度与治国理念深受汉文典籍影响；知识与学术共同体，汉文构建跨国“知识界”，促进学术传播与互动。王侃良强调，汉文文化圈是历史流动系统，不断重构，如日本国学兴起、清代笔记文化影响东亚文人，以及西方现代性引发语言竞争。

最终，他总结认为，“汉文文化圈”比“汉字文化圈”更能解释东亚文化深层结构，将研究重心从文字共同性转向知识共同体，揭示历史互动与文化实践的复杂性。

会议讨论环节：

本场会议的讨论首先围绕“翻译”概念的界定展开。与会者从语言类型差异、文本传统、以及翻译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定位等角度提出质疑与反思。讨论特别指出，某些语际转换形式在本质上是否属于“翻译”，仍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议；若将其纳入翻译范畴，相关学科的定位、研究范式及合法性都会受到影响。这一部分的讨论集中在语言系统差异、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边界、传统语文体系的存续等问题上。

随后的讨论转向词汇史与科学概念传播。参与者通过举例医学词汇、动物学分类术语、以及19世纪自然科学知识的引介，探讨概念在跨语际传播中如何发生意义漂移。例如医学与动物学词语在从西语、德语、荷兰语到汉语再到日语的转译过程中，所承载的科学知识往往未完全进入目标语文化，从而导致原意、类属和比喻含义之间出现偏移。关于“遗传”等科学概念的讨论，则从近代生物学的知识演进入手，指出词语使用中常出现现象层面的理解与现代遗传学理论之间的落差，提示研究者在考察词汇流变时必须顾及背后的学科知识史。

在讨论文化传播与文本接受的问题时，与会者关注文学翻译在跨文化理解中的实际效力。有与会者指出，尽管某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带有“纠正文化印象”的目的，但在近代国际关系与移民社会结构的影响下，文学文本本身很难改变宏观层面的文化偏见。这一观点引出关于“文本能否影响现实认知”的讨论，强调文学史与传播史需要同时考虑文本理想性与历史结构性之间的矛盾。

会议后半段的交流更聚焦于学科史的整体视野。讨论者提醒，在梳理词典、术语、翻译例证等资料时，如果忽视背后学科知识的演变脉络，容易陷入只见“词项”不见“学科”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将词汇流变放回科学知识体系迁移、学科制度形成、以及思想史争论的背景中理解。

最后，讨论延伸至跨国学术交流与文本生产的实际情况，如译者之间是否有助手、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以及资料库使用的局限等问题。整体而言，本次讨论从语言学、词汇史、科学知识传播、跨文化理解、文学翻译效力、学科史与方法论等多个方向形成了紧密而深入的互动，展现了语言、知识与文化在近代东亚语境中的复杂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