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9日，我院于下沙校区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202会议室举办了“历史学与翻译学”高端学术研讨会。本次论坛共邀请13位学者参加，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翻译史、概念史、文化遗产、科学与人文知识交流等前沿议题，发表了系统研究成果，包括义净律典翻译研究、孝的跨文化阐释、“卫生”概念的知识社会史、洪堡在中国的再创造等。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推动历史学与翻译学的学术融合、深化东亚知识传播史研究、构建跨文化学术交流平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一）黄克武：《〈天演论〉的“天”：是自然、伦理，还是宗教？》

黄教授对《天演论》中“天”的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探讨其在晚清语境中是自然法则、伦理规范，还是宗教性力量。他指出，严复通过翻译达尔文进化论赋予“天”哲学、伦理与政治治理的复合功能，成为晚清思想转型的关键概念。

黄教授指出，《天演论》不仅是科学启蒙文本，也是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与伦理文本之一。严复在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时，采用“以儒释西”策略，使“天演”既指自然进化，也承载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命”“天道”，形成语义混合。他分析“天”的三层意义：作为自然法，“天演”表达进化规律，强调竞争机制，为自强救亡提供思想资源；作为伦理规范，“天”与群、公德、自强等相连，将进化论伦理化；作为宗教性力量，“天”呈超验特质，规范世界秩序与道德法则。

黄教授还分析严复对赫胥黎文本的改写，将自然—伦理对立转化为“物竞”与“群”的统一，形成中国传统“天理—人欲”结构的混合思想体系。他指出，《天演论》在晚清政治改革中被用作正当性资源，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以“天演自然法”为民族竞争理论基础，推动政治和教育改革。不同群体可从中获取所需内容：保守派强调伦理性，激进派强调自然竞争性，宗教界视其为“天道”的现代化解释。

黄教授强调，《天演论》的概念生成展示了西学输入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复杂交错，“天”成为融合自然、道德与宗教的复合思想符号，有助于理解晚清思想变迁中“西学—中学”的深层互动机制。

（二）张大庆：《养生与摄生：中西健康观念的形塑》

张教授通过中西医学史比较，探讨中医“养生/摄生”与西方“健康管理”在近代中国的交汇、冲突与融合。他指出，“养生”并非静态概念，而是在与西方生理学、公共卫生及医学现代化碰撞中不断重建，强调健康观念的文化建构性，中西医学共同塑造了新的健康理念。

张教授回顾“养生”在中国传统中的发展，指出其与道家“顺其自然”、儒家“保性养生”及医家“调和阴阳”交织，形成兼具哲学、医学与伦理性质的复合概念，注重生活节律、情志调摄与饮食起居，体现整体健康观。随后，他分析西方健康观输入，强调生物医学、生理学与公共卫生，通过身体机能测量、卫生制度和运动科学管理健康，注重量化指标与科学模型，与传统“性命双修”“自然之理”形成对比。

张教授指出，中西健康观交流非单纯竞争，而促进健康概念本土化重组。通过近代健康手册、学校体育教材、卫生宣传册等资料，他展示了混合型健康观：吸收西方身体管理模式，同时以传统“摄生”理论解释，如将“体育”视为“强身御病”，将“卫生”说明为“摄生之法”。

他强调健康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再分配：学校以现代体育理念教育，但用传统养生语言解释，如“益气补精”“调和心志”；公共卫生宣传将疫病防控与“避风寒”“节饮食”结合；市民指南融合中医体质理论与生活科学。传统“摄生”从精英修身术向大众公共健康知识转化。张教授总结，近代中国健康观是在中医养生、道家摄生、西方生物医学与现代生活科学交汇下形成的动态文化体系。

（三）田野村忠温：《〈意拾喻言〉：关于其作者的两个误解》

田野村教授的报告聚焦《意拾喻言》作者问题，指出学界长期存在两大误解：一是作者身份混同，二是文本思想属性误判。通过文本比较、史料校勘及思想背景分析，田野村教授厘清误解成因，并重新定位该文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位置。

他首先介绍《意拾喻言》基本情况：该文以寓言形式表达哲学与伦理思考，影响思想史与文学史，但作者身份自明清以来争议颇多，不同刻本署名各异，导致引用与解释混乱。针对“作者混同”，田野村教授指出，部分研究者因版本署名误将其归为特定儒者或思想家作品。通过版本源流、文字风格及典故考证，他证明这些署名多为后人附会或刻工误植，且文风与被误认作者差异显著，思想呈多元融合，兼具儒、道、佛元素及民间教化色彩，更接近匿名教育文本。

针对“思想属性误判”，教授指出部分学者将文本视为儒、道或佛流派延伸，但细读显示，《意拾喻言》强调民间教化和情感引导：一是伦理规劝，强调善恶报应与社会和谐；二是情绪教化，通过比喻调动车读者情感；三是自然隐喻，阐述人生无常、顺应自然之道，呈现道家式表达。明清教化文献常具匿名性与复合性，《意拾喻言》“误归名家”反映读者与刻印者为提升文本权威所作再包装。

田野村教授强调，纠正两大误解不仅有助于准确定位《意拾喻言》，也对研究明清社会思想传播、文化机制及教化文献本体具有重要意义，并呼吁学界关注匿名文本的社会功能，而非过度追求“名家化”。

（四）王大庆：《罗伯特·沃迪论哲学翻译》

王教授的发言以英国当代著名古典学家罗伯特·沃迪的一本颇具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亚里士多德在中国：语言、范畴和翻译》和一篇重要学术论文《论（哲学？）翻译的想法本身》为主要的参考，就沃迪对哲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和思考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分析与回应。

在《亚里士多德在中国》一书中，沃迪首先针对西方翻译学界长期盛行的“引导和限制”假说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溯源和理论考察，该理论认为由于不同语言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从而使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不可能，其主要的依据和例证就是西方语言和中文之间的互译。对此，沃迪不仅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力的批驳，而且以1631年由中国学者李之藻和葡萄牙传教士傅汎济合作从拉丁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翻译而成《名理探》一书为例，一方面总结和说明了该译本的许多成功之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王教授指出，沃迪关于哲学翻译的上述思考是很有启发性的，既反映出不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的互译存在着诸多值得关注的困境与挑战，又认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可能性。正是由于语言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也会永远处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会议讨论环节：

本场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围绕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展开。几位学者的发言虽然涉及不同领域,但都触及了跨文化概念转换中的根本困境。讨论伊始,学者们便聚焦于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翻译的本质困难,指出即使在同一语系甚至同一语言内部,交流中也常出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理解偏差。有学者以古希腊语为例,说明许多哲学概念如“逻各斯”“真理”“阿贡”等在英语中都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只能通过不断解释来传达原意。这种现象揭示了翻译的双重性质:译词层面的完全对应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不同语言以不同方式切割外部世界,但在译文层面,通过详细阐释仍可传达核心意涵。

从翻译的理论探讨延伸开来,会议进入了更具体的历史案例分析。医学与养生概念的历史演变成为重要议题,学者们考察了西方医学术语在汉译过程中的概念转换。以“节食”等词汇为例,讨论揭示了这些术语从古典医学概念到现代用法的演变轨迹。17世纪后,随着新陈代谢概念的定量化,西方医学话语更多强调营养与健康的物质层面,而逐渐忽略了早期养生法中关于精神调养、德性修养的整体性关怀。这种转变反映了西方现代科学机械化思想的深刻影响,体现为知识体系的分科化倾向,将原本整合的身心观念分解为独立的研究对象。19世纪英华医学词汇的编纂及其对后世的持续影响,进一步说明了翻译在知识传播中的塑造作用。

在具体概念的跨文化比较方面,中西方“中庸”观念的异同引发了热烈讨论。古希腊人的运动观念与身体哲学成为重要参照,学者指出现代竞技体育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标准化、记录化特征,实际上是理性化和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与古希腊传统大相径庭。古希腊人的运动实践强调美感与健康的统一,追求身体的全面均衡发展,反对片面强化某一部位的训练方式。亚里士多德曾专门论述,运动的目的在于达到身体的整体均衡,五项全能因此被视为最理想的运动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何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身材范本来自五项全能运动员。这种身体哲学与中国的中庸观念虽有相通之处,但希腊传统更明显地将中庸观念身体化、躯体化,通过理想的身体状态直接表达德性修养,而中国传统可能更强调顺应自然,较少设定严格的理想身体标准。

概念翻译的历史细节在“哲学”一词的确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学者们追溯了西周翻译philosophy时的曲折历程,从最初的“爱智学”或“希哲学”到最终确定为“哲学”二字。这一选择既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爱智者”含义的理解,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如“朱子学”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两字词比三字词更便于在汉语中流传的实用因素。有趣的是,同时期的另一位翻译大家严复在其大量译著中却很少使用“哲学”概念,其学术架构中也未明确设置哲学这一知识门类。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西方学术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方式,也说明概念的确立并非单纯的语言学选择,而是复杂的文化协商过程。

会议的最后部分聚焦于严复《天演论》这一经典译作的翻译策略与接受效果。学者分析了严复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将传统的“天人关系”调整为去自然化的现代表述,这种“移步换形”的翻译手法既保留了中国读者熟悉的话语框架,又引入了西方进化论的核心观念。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当时的读者如孙宝轩基本能够借助宋明理学的概念框架理解赫胥黎的思想,认识到其天人关系论与朱熹“理在气先”的根本差异。然而更深层次的理解在当时似乎并不普遍,这促使学者们思考是否需要用现代白话文重新翻译严复的文言译著。日本学者已将《天演论》从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日语,这一工作为理解严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会者认为,集合学术力量将严复的译作用现代汉语重新阐释,配以详尽的注释和说明,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接近严复思想世界的有效途径,这也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学术工程。

（五）章清：《“名相”与“实相”：〈新名词〉溯源的检讨》

章教授的报告以“新名词运动”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在引入西方科学、政治与哲学概念时，通过创造新词解决文化与知识结构断裂的问题。他指出，“名相”与“实相”的关系构成知识现代化核心矛盾：概念是否对应现实？语言能否承载新知识结构？

章教授回顾“新名词运动”历史背景：19世纪末大量西学输入中文世界，汉语缺乏对应表达，晚清知识界展开造词运动，如“民主”“物理”“逻辑”“经济”“民族”等。教授强调，新词背后隐藏思想史问题：概念是否真正对应社会现实？例如，“民主”引入时中国尚无民主制度，呈现“名相先于实相”；“科学”初期多为动员符号而非知识体系；“自由”被赋予儒家意涵，而非西方个体权利，显示语言在知识现代化中既创造性又偏移。

从语言哲学角度，章教授指出，中国古代已有“正名”讨论，如《荀子》《墨子》，近代语境下被重新激活。他提出两层正名：语言层面为新思想找词，思想层面理解新概念在社会制度中的意义。新名词推动思想结构重组：“经济学”促知识体系科学化，“民族”改变传统认知，“文学”确立现代学科地位，显示新词塑造中国现代知识图景。

章教授批评学界将新名词简单视为翻译成果，强调翻译词语须结合制度、社会实践与学科建设才能形成知识“实相”。如“逻辑学”虽清末出现，但教育体系至民国才建立。他总结，研究新名词不仅是语言学问题，更是理解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其演变记录了中国文化面对现代性的挣扎与创造。

（六）张仲民：《近代中国“卫生”概念的知识社会史》

张教授的报告聚焦“卫生”一词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指出其从传统身体修养、居家整洁，发展为公共卫生、社会行政与医学科学核心概念，是知识变革的关键节点，体现国家治理、社会规训与文化观念的交织。

张教授首先回顾概念源流：传统中国的“卫生”带有伦理色彩，指调摄身心、修养气血，主要属个人修养领域。19世纪末，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制度传入，“卫生”逐渐赋予科学与行政含义，体现知识结构从生活哲学向现代科学制度的转变。他分析晚清译法：西方传教士和新式学堂将hygiene翻译为“卫生”，在长期语义碰撞中形成选择，兼具文化熟悉度与现代可塑性，而传统“保生”“养生”“摄生”未能完全承载新概念。

张教授指出，现代化路径依赖社会化实践：西医体系进入教育、医疗与行政机构，“卫生”从个人扩展至公共领域。学校实施卫生教育，地方设立卫生局推进疫苗接种与环境整治，军队推行卫生检查，将卫生与国家建设联系。文化层面上，知识界主动以文化框架解释新概念，“卫生”与民族主义、文明、进步结合，形成政治化社会话语。他还分析制度化实践：家庭卫生要求清洁、饮食与儿童管理；市政体系纳入垃圾、污水、医院管理；生产卫生规范工厂清洁与工人健康检查。由此，“卫生”不仅是医学知识，更成为社会规训机制和现代国家象征。

张教授总结，“卫生”现代化体现知识迁移、话语重构与国家治理互动，研究其知识社会史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性在制度、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扎根过程。

（七）刘峰：《概念的重构与工具化：日本明治前期的华夷观与文明观》

刘教授的报告分析日本明治前期如何通过“文明开化”话语重构华夷观，将其从传统“中华中心—东夷”结构转化为“文明—野蛮”框架，并工具化为国家身份建构、外交定位与殖民扩张意识形态基础。他指出，这一转变是近代东亚国际秩序与日本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环节。

刘教授回顾传统华夷秩序，日本历来认同中华文明为世界中心，但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文明输入，日本思想界接受“文明等级论”，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开化”“未开化”“野蛮”，并迅速将自己定位为“文明国”，将中国重定义为“未开化”或“半开化”。这种文明话语成为国际身份的新语法。他强调文明话语具有工具性：作为思想工具，日本摆脱中国中心影响，宣示思想独立；作为政治工具，为争夺东亚领导权提供意识形态依据；作为外交工具，将中国定义为落后国家，凸显自身文明地位以赢得西方尊重。文明话语深度嵌入政策与外交实践。

在具体分析中，刘教授引用福泽谕吉《脱亚论》、政府公文、教科书及报刊，指出这些文本共同构建文明话语体系：文明可测量、可排序，日本高于中国，且有责任推动东亚现代化。这一体系置换了传统华夷秩序的“中国文化优越”结构，同时推动教育、军制、市政改革及殖民扩张，塑造日本民众世界观。

刘教授总结，日本对华夷观重构体现概念“工具化特征”：概念成为国家塑造身份、争夺国际秩序和谋求政治利益的手段。他呼吁从概念史视角研究明治语言与权力关系，以更全面理解近代东亚思想变迁。

（八）孙青：《东亚军事近代化与译写中的知识标准重建问题》

孙教授的报告聚焦东亚军事近代化，研究军事译著如何在引入西方军事知识的同时，通过翻译、改写与删补重建新的知识标准。他指出，中日两国在军事译写过程中不仅接受军事科学与技术，也重塑知识权威性、可靠性与体系化标准，从而推动现代军事学诞生。

孙教授回顾19世纪中后期东亚军事危机：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中日军事制度落后、装备不足、战略陈旧，引发大规模军事翻译运动。他总结译写三大特征：一是追求“科学性”，如晚清《兵学指南》《海军事略》及日本《兵制要义》《战术教科书》加入测量、数据与图表，使军事脱离经验技艺进入系统化、科学化范畴；二是知识体系重组，译者将战术、战略、后勤、兵器学模块化，引入数学与物理知识，建立现代军官教育体系；三是重定义知识权威，译本被赋予高于本土经验的地位，译者与参译官成为军事知识精英，掌握国家权力与制度话语权。

孙教授进一步分析“知识标准重建”：译者简化原文并补充本土特色，出版机构与军校制定教材标准，形成新的军事知识体系。这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也涉及制度建设，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译本为课程基础，清末北洋军制以译本考核军官，新式军校统一教材与教学法，推动军事知识专业化、科学化与国家化。

孙教授总结，军事译写中的知识标准重建揭示了现代军事制度形成机制，体现外来知识本土化与制度化过程。他强调，翻译不仅是技术输入，更是东亚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动力。

会议讨论环节：

本场讨论主要围绕近代东亚语言、概念及知识体系的互动展开，内容呈现出跨学科、多维度的特点。首先，与会者从“时间制度”与“时间词汇”的异源性出发，探讨了不同文化在构建时间体系时所依托的知识传统与社会制度。例如星期与曜日体系的差异，以及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受到宗教、历法以及殖民制度的影响。此部分的讨论强调，语言中的时间表达不仅是语词层面的变化，更折射出制度移植、文化选择与社会认同的历史轨迹。

随后，讨论转向近代科学词语在东亚的跨国流动问题。与会者从医学、生物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举例，分析词语在跨语际传播中的“意义漂移”与“知识错位”。例如某些术语在从欧美语言传入东亚的过程中，由于学科体系尚未充分建立，其含义常常出现不稳定、不确定甚至被重新解释的情况。讨论指出，科学概念的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词汇对应，而是涉及知识结构、分类体系以及文化接受度的深层互动。因此，词汇史研究必须与科学知识史结合，才能真正理解术语在东亚语境中的生成逻辑。

在语言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方面，与会者讨论了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更是政治文化再造的重要力量。以晚清与明治时期的语言改革、教育体系重建及出版体制变化为背景，与会者从制度迁移、语言规划、文化现代性的形成等角度分析翻译如何在国家建构、知识整合与公共传播中承担关键功能。讨论特别指出，现代国家在引入外来概念时往往伴随着价值重塑，而这种重塑又深刻影响社会的思想结构与文化认同。

文学翻译及其文化效应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与会者从文本传播、接受史、文化形象塑造等角度探讨文学翻译在跨文化理解中的实际作用。部分讨论认为，文学作品虽可调和文化间的误解，但其影响往往受到国际政治、社会结构与媒体叙事的制约，因此文学翻译的效力需要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评估。

会议的后半部分则聚焦于方法论反思。与会者从史料使用、文本比对、档案真实性、概念史路径等方面提出了研究上的关键问题。例如如何避免只关注“词项”而忽视背后的“知识系统”；如何在语言材料丰富却语境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研究的严谨性；以及跨国文本研究如何在史料碎片化的环境中确保论证的可靠性。

整体而言，本次讨论从时间制度、科学术语的跨国传播、翻译与政治文化、文学翻译的文化效应、以及研究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展开，呈现出对近代东亚语言文化变迁的多角度、深层次思考。

（九）陈明：《梵华兼明：义净法师的律典翻译》

陈教授的报告聚焦唐代高僧义净在印度旅行及归国后的佛教律典翻译，研究其翻译策略、语言选择、文化调适与宗教传播机制。他指出，义净继承玄奘体系，同时形成独立文化观，其“梵华兼明”原则体现佛教中国化与规范化，是语言与制度工程的重要结合，对理解东亚佛教的教团运作具有基础性意义。

陈教授介绍义净背景：公元671至695年，他历时二十余年往返南海诸国与印度学术中心，精研梵文律藏，归国后在洛阳、长安主持大规模翻译，形成体系化译著。佛教律典本质上规范寺院制度与僧团日常，翻译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涉及制度本土化与文化重构。

他重点分析“梵华兼明”原则：译文既忠实梵文，又符合汉语表达与中国读者理解能力。义净在翻译僧团戒律时保持原典术语，但针对寺院管理与执行细节，参考中国制度进行调整，如分层解释戒律处罚、加注戒相说明、转换缺乏文化语境的内容，使译本可操作。陈教授指出，改动以制度可行性为核心，确保律典发挥规范功能。

陈教授还强调义净翻译兼具国际性与区域性：其译本反映南海佛教世界实践，不仅忠实印度原典，也适应东南亚经验，成为东亚佛教规范来源，日本南都六宗及入唐求法僧人均依其译本，显示高度权威与实用性。

陈教授总结，义净译律既保留原典精神，又实现中国化处理，使律典可执行，其翻译实践对东亚佛教制度化进程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十）顾钧：《19世纪来华英美传教士对“孝”的翻译与阐释》

顾教授的报告聚焦19世纪英美传教士如何翻译并解释中国核心伦理概念“孝”。他指出，“孝”是中国伦理体系核心，但对西方传教士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文化结构。传教士在翻译中既理解其道德功能，也试图纳入基督教语境，呈现出复杂的语义拉扯与宗教—伦理互动。

顾教授首先梳理“孝”在中国传统中的文化地位：不仅为伦理规范，更是政治秩序与宗法社会的核心原则，贯穿家庭、政治与宗教，形成高度制度化的文化实践。随后，他分析传教士跨文化翻译背景：在传播福音的同时，必须理解中国伦理结构，“孝”的翻译成为核心难题。最初译法不稳定，如“filial piety”“duty to parents”，甚至有新词创造，但难以承载“孝”的复杂意义。

顾教授进一步分析传教士关于“孝”的三种解释路径：一是道德相似性，将“孝”与圣经“孝敬父母”对应，降低文化阻力；二是文化批判，将“孝”视为偶像化伦理，批评其过于制度化、强化家庭权威；三是神学重释，将“孝”重新编码为基督教伦理概念，把对父母的顺服与对神的顺服联系起来。

这三种路径体现传教士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尊重中国伦理，另一方面保障福音传播，使翻译成为折中、调解甚至意义争夺过程。顾教授指出，这一过程影响中国信徒认同结构：教徒在“孝”实践与信仰之间产生张力，学校教育与出版活动调整“孝”的含义，而信徒在实践中重新阐释，使其与基督教伦理契合。

顾教授总结，研究“孝”的跨文化翻译有助于理解中西文化相遇的深层结构：传教士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伦理世界，中国文化也通过再解释回应西方宗教挑战，在碰撞中形成新的文化意义。

（十一）来国龙：《“文化遗产”以及相关概念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流变》

来教授的报告系统研究“文化遗产”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生成、转化与制度化过程。他指出，“文化遗产”并非自古存在，而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与国际组织影响下，于民国以来逐渐形成并制度化，涉及国家意识、文化价值判断、记忆政治与全球化机制，是现代文化治理的核心概念。

来教授首先区分传统文物观与现代“文化遗产”。传统概念如“古迹”“文物”“故居”以帝王、宗庙和正统文化为中心，强调政治性与权威性；现代“文化遗产”则突出公共性、历史性与审美价值，成为知识分类与治理对象。他指出，“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有三重来源：一是19世纪西方考古学、艺术史与古迹保护制度形成现代含义，中国学者通过留学、翻译引入；二是民国时期国家建构推动制度化，例如1928年《古物保存法》及系统文物调查；三是新中国加入UNESCO后，“世界文化遗产”制度影响国内分类、评估与管理。

来教授进一步指出，其现代性体现在价值观从单一中心转向多元文化谱系，国家治理从皇家文物转向全民共享与经济发展结合，并成为社会记忆重建的重要载体。他分析当代实践中的三大张力：经济开发与遗产保存冲突，真实与再造性争论，以及国家叙事与社区记忆差异，显示“文化遗产”非中性概念，而是文化权力、社会利益与身份认同交汇的复杂场域。

最后，来教授强调，追溯“文化遗产”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动，有助于理解国家制度、社会参与与国际机制如何共同塑造现代文化认同，揭示其在当代文化治理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意义。

（十二）任海燕：《“创造”洪堡：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任教授的报告聚焦洪堡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再造过程，指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作为思想符号进入中国后，经历从语言学家、大学理念奠基者到人文精神象征的多重再创造。她强调，洪堡在中国并非固定历史人物，而是在科学知识、人文学科建构与教育改革讨论中不断被重塑的思想形象。

任教授首先梳理洪堡在西方的历史地位，强调其不仅是著名语言学家，亦为政治家与教育改革者，其“通识教育”“大学自治”“人文培养”等理念深刻影响现代大学制度。然而，中国对洪堡的接受呈现独特轨迹：民国语言学界通过翻译和研究形成“科学洪堡”，被视为语言学先驱；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制度讨论中出现“人文洪堡”，被尊为现代大学教育思想象征。任教授指出，中国对洪堡的理解并非简单再现，而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不断“创造”。

她以三个阶段展示洪堡形象的建构：民国时期，“科学化洪堡”推动语言学制度建设，其理论被简化为“语言决定思维”；改革开放初期，洪堡理念被用于高校改革论证，如“研究与教学统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当代，人文教育危机使洪堡被赋予“人文精神守护者”角色，成为文化批评与“科学vs人文”讨论的象征。

任教授强调，这些不同形象均反映中国知识界根据自身问题意识与时代需求建构出的文化符号。洪堡并非被单纯介绍，而是持续创造，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多义性反映学术制度、大学制度与文化认同的深层诉求。考察洪堡再造过程，有助理解中国对科学、人文与大学制度的长期反思与探索，洪堡不仅是思想家，更是映照中国知识界自我认知与教育理想的镜子。

会议探讨环节：

本场讨论首先围绕若干报告所引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多位与会者强调，在处理历史语境中的概念、词义与思想结构时，必须重返传统知识体系本身，理解“语言—概念—文化”之间的深度关联。例如，若不了解古代思想中的秩序观念与修身路径，就难以准确解释某些近代翻译为何会采用特定的词汇和句式。因此，讨论的第一层面聚焦于概念背后的思想结构，强调翻译研究必须与思想史、知识史结合。

随后，讨论首先关注古代汉语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发言者指出，古代文本语言结构影响术语意义，若以现代白话为中介易生误读。有人建议系统比较古汉语译本、白话译本及传教士、近代学者译文，检视语言断裂带来的知识偏差，强调熟悉传统语言体系者更接近原意，语境知识是理解文本的关键。

第三方面集中于文字系统的限制与创造性使用。学者提到晚清“口字旁”新造字及反切表音并存现象，反映汉字在记录外来语或佛经咒语时需创新表音机制，形成特殊表音形式。讨论进一步涉及文字应对外来语流入、字库限制与地域差异的问题，并建议追溯其出现时期与传播路径。

在语言史问题之外，讨论还涉及跨文化学术史与语言能力的关系。有发言者提到，在近代欧洲的语言研究者中，不懂汉语者常依赖当地汉学家的知识系统，因此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理解深受中介者影响。围绕这一点，会议进一步关注语言能力、学术环境与知识生产之间的互动，并讨论欧洲学者以法语、拉丁语等语言构建汉语研究的时代背景。

最后，讨论回到学术交流本身，强调持续举办跨学科会议的重要性。与会者普遍认为，语言学、翻译学、思想史与文献学的交叉，可以为理解概念流动和知识体系变迁提供新的视野。会议在这样的共识中结束，并期待未来继续探讨“历史中的翻译”与“翻译中的历史”这两条互相交织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