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大海战，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打败海上霸主的“无敌舰队”，一跃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而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萨拉米斯海战之于波斯和希腊，阿克兴海战之于罗马和埃及，对交战国的前途命运都曾产生决定性影响。

1894年7月25日，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

从丰岛海战到鸭绿江溃败，从大连陷落到旅顺屠城，从大东沟决战到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最后以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3亿两白银而告终。这笔巨大的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国之殇。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局置换了日本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偿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可谓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正如一贯谴责列强侵华的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

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而引起外国殖民者新一轮瓜分中国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此前“洋务运动”的图强求富，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大清帝国的寿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在海上飘摇的舰船，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跌入历史的谷底。

甲午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遭此奇耻大辱，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梁启超对此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哭泣、悲歌、呐喊和抗争中，孙中山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振兴中华！”从此，“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爱国者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

一次次的失败和痛苦，急切呼唤新的“主义”、新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赢得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尊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首甲午，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亚洲政治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仍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170多年灾难深重的近代遭遇，为我们提供了沉重的历史警示。习主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几代中国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声，展现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看到，两个甲子之后的世界复杂多变，我国周边仍不安宁，东海、南海依旧风云诡谲、波叠浪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窃取的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屡起争端的外交问题。今天怎样防止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中国梦、强军梦的愿景能不能实现？面对这一沉甸甸的考问，我们理应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与民族的答卷！

忧患与担当——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打造的新型巡洋舰“靖远号”下水，按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幸竟一语成谶！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大清帝国正处于史称“同光中兴”的“太平盛世”。“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廷当局沉浸在感觉良好的“糊涂”状态。

其实，“盛世”“中兴”的背后，潜伏着种种杀机。战争的胜败，实际上是在战前决定的。

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毫不掩饰要发动一场“征讨清国”“扬威海外”的侵华战争。

一场注定要爆发的大战已经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荣光中的清廷大员却熟视无睹，“不以倭人为意”。

《盛世危言》《上大清皇帝书》之类的呐喊，远不如洋务佣金、卖官鬻爵、万寿庆典那样实惠诱人。直至日军攻陷大连、旅顺，北京城仍鼓乐连天，弦歌悠扬。慈禧太后甚至扬言：“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掌持军务和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则始终抱着醉心于求和的态度，“初冀俄国胁和，继谋英国劝和”，后到“马关乞和”……

殊不知，和平是乞求不来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中国的千年古训，与古罗马谚语“要想得到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说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从“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直至这次从“同光中兴”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着永享太平；战争的潜力，不等于战争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现实。有无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个民族最难维系的是忧患意识，一支军队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败战、亡国，常常并非因为对手有多强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败了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挑战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为这种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堕入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惟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方能“弭战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长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糊里糊涂吃败仗；思想上的忧患，源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没有责任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没有使命感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尽管今天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但铸剑为犁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历史没有后悔药，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需要强化使命和担当意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彻底摒弃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远”的铁锚，以民族和国家大业为重，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千万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只有我们拥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觊觎的意志和力量，战争才会真正远离我们。

器物与观念——思想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

实际上，当时清政府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是日本的9倍；从军力比较，中国舰队总体上略占优势，“定远”“镇远”堪称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铁甲利器，虽然日舰的船速较快，但优势并不像一些人形容的那样大，绝无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般悬殊。

应当说，思想观念的落后、军事理念的陈旧，才是导致“天朝上国”一败涂地的一个“致命伤”。

甲午战争，是“人类历史第一次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队所进行的一场大海战”。

十九世纪堪称一个海洋的世纪，制海权成为造就现代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美国人马汉提出的海权概念震动了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全球，日本则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而中国只是视海洋为单纯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最后也是关键阶段，北洋水师“株守军港”不敢出海，这无异于搁浅的鲸鱼坐以待毙，至多也是将一群活舰当作死炮台作了有限的抵抗。

美国知名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海战，发现中俄两国的新型战舰都比日本多，但都将其与旧式战舰混编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战舰根本无法发挥威力，结果都败于貌似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

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悬殊比分惨败呢？”

一个对海洋陌生的国家和民族，可以买来世界上优良的战舰，却买不来海洋意识和海战理论。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海军装备，但依然固守“弓马平天下”的传统观念和祖上传下来的“作战成法”，未能形成足以与列强抗衡的新质战斗力，充其量不过是拿着一些洋武器的旧式军队，最终不得不吞下令人铭心刻骨的战败苦果，使一个诞生过《孙子兵法》的国度千载蒙羞。

由此可见，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高度概括的集合命题和判断。即使经济、军事实力不落后，思想观念、军事理念落后也照样挨打。

甲午海战，从反面演绎了“器”与“道”的古老哲学命题。人，永远是战斗力中最活跃最基本的因素。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过人去实现。在信息化、网络化席卷全球的今天，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变，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这对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军事理念和战略战术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作风与战斗力——锻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锋”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精神的较量。


曾有文章考证，一度相传的清军舰炮晾晒衣物，并无事实根据。但多种资料表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浸淫，确实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欺骗许多人，却无法欺骗自己的敌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尽管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奋战，实践了“与军舰共存亡”的诺言，但总体上这支新式军队，与文恬武嬉的八旗绿营腐败军风相差无几，无法经受实战的检验。

“作风就是战斗力”，徐向前元帅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优良作风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在斧钺捉对、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对军队来说，优良作风就是锐不可当的气势，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概。一支精神委靡、作风涣散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不可能打胜仗的。

战争最终检验、证明一支军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作风优良是重要法宝和根本保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

强军必须强作风，兴军必须兴作风。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程中，把作风建设作为“生命工程”来对待，作为“胜利之源”来维护，锻造克敌制胜的“精神刀锋”，弘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这是历史的昭示，更是时代的呼唤！

变革与现代化——在突破体制机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篱中前行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探寻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玄机。

龙跃在渊，革故鼎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和军事变革。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创建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厂，建立军事学堂，编设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这场变革“仿效西法”虽取得一时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洋务运动”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李鸿章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主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由于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试图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使得社会和军队组织体制机制的改进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赃。晚清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皆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变革图强之大义，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战败之后激起的一场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力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百余日便告破产。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行的力量。而变革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相互激荡。

绵延35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国运沧桑，甲子轮回。今天，历经35载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避免地冲击既定规则，触及既得利益。而体制机制的障碍，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往往会成为变革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在近代社会、军事变革中，中国错失了一次次良机，酿成了一次次历史悲剧。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都是硬骨头，都要涉险滩。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来者犹可追！

作者后记：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什么甲午……”不少国人对国耻已经麻木了。新拍摄的故事片《甲午大海战》，在某大城市放映，整个放映厅只有区区5个观众。

能简单地惊呼“可悲、可叹”吗？从1840年6月28日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以来国人经受的苦难和失败太多了，堪称“国耻日”的日子一个接着一个，到底以哪一天做这个沉重的纪念日，其实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真正从心底唤起国民强烈的耻辱意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反思历史，就是反思自己。由民族耻辱带来的国民性的反思，应当首先从知耻开始。

人们喜欢纪念胜利和成功，这无疑给人以信心和勇气，但我们更需要铭记失败和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辱感是人类捍卫自尊的基础、追求自强的动力，也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

作为一种自审意识，人的耻辱感与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到齐师孙膑的雪耻败魏；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到俄罗斯的无名烈士墓，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善于从耻辱中获得启迪和激励，从失败中汲取制胜之道。日本民族是一个耻文化发达的民族，日本人对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已经淡忘，但对自己的战败史、屈辱史却记忆犹新。而健忘、苟且、没有耻辱感的国民性，恰是不少国人一条致命的疤痕。在现实生活中，历史被遗忘，屈辱被戏说，英雄被解构，并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

“知耻近乎勇”。不对“耻”进行艰难、深沉的思索，不从心底唤起国人的耻辱感，就不能期望“勇”来得多么飚烈、持久。正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一个健忘、苟且、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没有远大未来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延续，只要我们要圆中国梦、强军梦，就不能也不应忘记还有甲午这场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战争。而阻止对历史的遗忘，只向大海英灵撒几片花瓣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鲁迅先生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曾悲愤地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作者的深意其实是为了“不忘却”，并以此来警醒国民麻木的心灵。

当历史的车轮碾出120道年轮之后，今天追忆甲午战争，能不能强化一下民族耻辱感的国家记忆？能不能保持我们曾经获得的民族觉醒和自尊？能不能永远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