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胡炜权，中国香港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前近代史、前近代东亚关系史。已出版专著有《菊花王朝》《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丰臣西军与关原之战》《丰臣政权与大坂之阵》等。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2017 - 202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宋元明时期日本社会的中国观》。

胡炜权副教授

2025年12月19日下午，我院在下沙校区东语楼210教室举行区域国别学系列讲座第53讲。山东大学胡炜权副教授应邀作题为“金钱舞动的东海：货币与奢侈的15—16世纪”的专题报告。本次讲座由我院副研究员王侃良老师主持，院长江静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王鑫磊副研究员与东亚海域史创新团队硕博学生以及我院众多研究生到场聆听。

本次读书会以大田由纪夫的全新力作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倭寇”与“海禁”的固有认知框架，致力于重新描绘15—16世纪东亚海上世界的全景画卷。从经济史、货币史以及海洋史等多维视角深入剖析，详细阐述明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围绕“唐物”和夷货构建起的庞大贸易网络，深入探究跨国贸易、边境走私与财政转型之间的复杂内在联系，助力参与者从宏观视角把握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互动格局。此外，读书会还将紧密结合作者三十余年的深厚研究实践，介绍其运用多语种史料、考古发掘成果以及计量史学方法重构东亚经济史的创新路径，着重展示本书通过剖析货币与商品流通，来阐释中、日、朝三国在17世纪形成不同货币政策与经济模式的独特思路，为关注东亚史、经济史以及中日朝关系的师生提供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层面的有益启发。会议伊始，江静老师发表开场致辞并向胡炜权老师颁发聘书，并对复旦大学东亚海域史创新团队长期坚持举办学术读书会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她指出，读书会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难得而纯粹的学术交流平台，使学术讨论回归本真，帮助学生在交流中拓宽视野、深化思考，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江静老师高度评价团队成员对学术研究的热爱与坚守，认为在当下学术环境中，团队能够保持严谨扎实的学风，专注于东亚海域史研究，以细致入微的态度探究历史问题，充分体现了学术定力与责任意识。另外，她还特别肯定了团队将跨学科读书会建设为常态化学术活动的做法，指出这一打破学科壁垒的交流模式有效促进了知识融合与学术创新，为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对此，江老师表示高度赞赏，并期待未来开展更多深入而持续的学术交流，共同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之后，本次讲座（读书会）进入“重头戏”：由胡炜权老师对日本学者大桥教授著作进行深度剖析。胡炜权老师以译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对书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了评述。该书围绕15至16世纪因白银流动引发的东亚“消费革命”以及经济同步增长现象展开探讨。胡炜权老师肯定了作者构建以中国为动力源，带动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产生“连锁效应”的东亚密切关联体系的宏观视野，但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批判性见解。首先，针对书中依据南中国海沉船中中国陶瓷比例下降来论证“海禁”影响的观点，胡炜权老师认为其逻辑存在“跳跃”。他指出，作者忽略了明初江南地区的动荡局势以及明廷对官窑生产的行政压制等内部因素，同时未充分考量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陶瓷外销波动之间的关联。其次，书中将朝鲜前期的奢侈风气归因于对中国货的追逐。胡炜权老师通过查阅《朝鲜王朝实录》发现，朝鲜内部的奢侈现象早在所谓“朝贡贸易”高峰之前就已存在，且更多地与朝鲜内部的社会结构以及王室活动密切相关。最后，对于书中关于日本进口明朝铜钱的论述，胡炜权老师认为日本战国大名的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地域特殊性，不能简单归结为受明朝影响。他强调，日本当时对“恶钱”的选择和清理，主要是基于国内贸易圈的实际需求，而非单纯受外部供应左右。

在讨论环节，董少新老师从宏观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回应。他指出，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呈现了东亚区域交往的“密切关联性”，为构建“东亚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有力依据。董少新老师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东亚海域可视为一个与欧洲并行的独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江南与北京、日本可能构成核心区，而东南亚则是提供动力的边缘区。他还提到，日本学者对陶瓷史的研究充分证明其发展紧密绑定在区域历史脉络之中。王鑫磊老师则从朝鲜半岛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了补充。他认为，朝鲜王朝并非完全“反海洋”，在朝贡贸易之外，通过对马岛、倭馆开展的朝日贸易以及私下的海洋贸易路径，仍展现出一定的海洋性。同时，他警示，尽管中国影响力的提升符合当下的文化自信，但在学术研究中应避免从“自信”走向“自大”，必须审慎看待明朝在东亚的实际支配力。随后，来自复旦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的多位博士生、硕士生积极参与讨论，展现出青年学者敏锐的批判思维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同学们首先提问书中是否缺乏对“奢侈”概念的严谨界定。在经济学史中，奢侈常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渠道，而非简单的道德败坏，在明清背景下，奢侈更涉及等级秩序的消减。此外对书中的部分证据提出质疑。例如，作者引用崇祯年间记载张诋（成化年间人）的史料来论证15世纪松江棉布的繁荣，在年代学和证据链上存在明显瑕疵。此外，关于朱棣起家时仅有800名卫士的描述，也被指出可能受《明太宗实录》夸大合法性的影响。还有同学提到，根据杨立达等学者的研究，明代云南银矿的产量远超以往想象，这可能对“中国白银完全依赖进口”的传统叙事构成挑战。最后，亦有同学指出琉球在明朝海禁时期作为南海贸易中介的重要性在书中未得到充分体现，其通过香料、宝石贸易连接东亚与南洋的功能不容忽视。会议最后，胡炜权老师与董少新老师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胡炜权老师认为“东亚是否存在一个有机运作的‘体系’”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商榷的问题。他倾向于认为东亚关系是一种“松散但有机制”的互动模式，不应为了与欧洲的“System”相类比而硬性套用模型。  

本次读书会不仅是对新书的深入研讨，更是一次关于“如何从外侧看中国”的深刻学术反思。与会者一致认为，东亚史的研究必须纳入蒙古、东南亚等更多变量，在跨国界的广阔视野中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这场跨越校际、跨越层级的学术盛宴，正如江静老师所言，充分展现了“纯粹学术沟通”的幸福感，为东亚海域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有望推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迈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