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1日，“近代翻译与知识再生产”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会议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与汉字文化圈近代语研究会联合主办，会议汇聚国内外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东亚翻译实践与知识再生产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沈国威主持。沈国威教授指出，本次会议以中日语言接触与知识传播为核心议题，汇聚多领域研究成果，体现了跨学科融合与比较研究的深化趋势。他强调，应在既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东亚视野，推动概念史、译词史与知识流动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为相关领域持续注入学术动力。

主旨发言环节由来自高丽大学的李汉燮教授和大阪大学的田野村忠温教授分别作报告。李汉燮教授以“近代东亚新语新概念的创出与传播”为主题，围绕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前半西方文明输入背景下的语言变革问题展开论述。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引入，东亚各国面临表达新知识的语言困境，由此在中日两国集中生成了大量新语新概念，如“经济”“社会”“民主”等，并迅速扩散至整个汉字文化圈。在此基础上，李汉燮教授从机制层面提出“九个要因”解释其快速传播：其一，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共享的书写与意义基础；其二，留学生往来形成跨国知识网络；其三，翻译书籍与出版物流通推动概念扩散；其四，知识精英的积极使用与传播；其五，教育制度的引入使新语制度化并代际传承；其六，新语在形式上的简洁性与体系性提高了接受效率；其七，东亚各国面临共同的近代化任务；其八，日本的政治经济崛起强化了语言影响力；其九，既有译语在传播中的实用性与经济性优势。此外，他以韩国为例，分析了日本殖民统治下语言结构的变化，指出和制汉语通过教育与制度渠道渗透并重构本土语汇体系。最后强调，新语新概念的传播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知识体系重建与文明互动的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与文化史意义。

田野村忠温教授以“亚欧混合记法的多样性、原理与变迁”为题，系统考察了近代以来东西语言接触背景下书写形式的演变过程。他通过大量历史文献与辞书资料，梳理了16世纪以来欧洲传教士、学者在汉语、日语研究与翻译实践中所采用的多种混合记法形式，如拉丁字母与汉字、假名并用的书写方式，揭示了跨语言表记的复杂样态。在此基础上，田野村忠温教授指出，混合记法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由语言接触、语音标注需求及跨文化传播等多重因素所驱动，其核心在于弥补不同文字体系之间的表达差异。同时，这类记法在辞书编纂、语法研究及翻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西方理解东亚语言的重要工具。从历史角度看，混合记法经历了由多样并存向逐步规范化、再到现代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反映了语言标准化与民族语言意识增强的趋势。总体而言，该研究从书写形式入手，揭示了近代东西语言接触与知识传播的具体机制，具有重要的语言史与翻译史意义。

主旨发言结束后，各分会场同步展开，与会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汇报与热烈讨论。

南京工业大学许雪华以汉日同形动词为研究对象，基于词典与历时语料，对“增加”“变更”等古汉语词及“提供”“发展”等日语借词在汉日语中的名动用法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日语中此类词早具名动兼类特征，而汉语多以动词为主，名词用法出现较晚，且借词在传入过程中呈现不同程度的功能吸收，体现了语言接触对句法演变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杨超时以近代英华、华英辞典为语料，系统考察“的”字用法的历时演变。通过对1822—1916年14部辞典的统计分析，指出“的”字由早期口语化、非系统用法，逐步发展为稳定对应英语形容词的标志，其规范化过程与西方传教士、日本学者及中国学者的辞书编纂实践密切相关，体现了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功能形成的重要影响。

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新井菜穂子在会议上报告了近代通信用语“平文”的形成与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她关于近代通信的译词，在““電気”“電信”“電話”等汉语词汇已广泛普及并扎根社会的基础上，指出尽管现代互联网时代的通信用语多采用片假名或原词首字母缩写等形式，但也存在像“輻輳”“平文”这样使用汉字表记的例子。同时，她分析了现代通信用语在中国的翻译对应，追溯“平文”一词的起源及其作为通信用语的定着过程，展示了近代语汇形成、传播与翻译的研究成果。

拓殖大学大学院李稳在会议上报告了“感性”与“理性”在中日近代语言中的传入与发展。她指出，这两个概念源自中国古典，但在明治期作为sensibility与reason的译语进入日本，并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如“感性的”“理性的”等复合词。1902年起，这些日译概念又通过吴汝纶的日本视察及书籍翻译回流中国，推动心理学与教育学的词汇普及，并催生“无感性”“无理性”等复合词。1949年后，中国复合词不再依赖“的”，尤其“理性”可与动词直接结合形成行为名词，展现了中文独特的造词能力与发展轨迹。

郑州大学文学院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牛振在会议上报告了晚清《行名录》中商业机构译名的研究。他系统考察了意译、音译及音兼意译三类译名，发现意译居主导且多为重新命名，显示晚清商业主体对本土语义的倚重；纯音译虽比例较低，但随时间上升，体现外来商业文化影响。各类译名在音节与用字上存在差异：意译以双音节简洁结构为主，音译多音节且书写复杂，谐音别解体现“意化”趋势。研究为理解近代中西商业交流中的语言实践提供了实证支撑。

中南大学邓牧在会议上报告了两湖留日同乡会刊物与“国民教育”思想的译介与诠释研究。他指出，早期研究多散见于新闻史与留学史文献，缺乏对刊物文本中近代新词的系统考察。邓牧选取《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为对象，分析“国民教育”一词在译介实践中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如何从外来术语逐步融入本土教育话语体系，并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概念，为理解中西知识交流与教育变革提供微观视角。

广西大学文学院张筱雨、宁瑶瑶在会议上报告了清末民初以来构式“X型Y”的形成过程及机制研究。基于大规模历时语料库和构式语法理论，他们系统考察了“X型Y”的子构式类型、历时演变及内部结构。研究显示，该构式自20世纪初萌芽，经20世纪20–70年代形成基础子构式[X型Y]X型号的Y，至80年代衍生出[X型Y]X类型的Y与[X型Y]像X一样的Y，构建多义多功能构式网络。形成机制主要受翻译活动与主观化影响，共同推动该构式在现代汉语中的确立与扩散。

浙江工商大学周菁在会议上报告了近代日本“健康”一词的创制与流布研究。她指出，“健康”源于兰学翻译实践，以宇田川玄真为关键人物，在对译荷兰语过程中由“康健”改造而来，并经其学术网络逐步定型。明治维新后，该词突破医学领域，广泛进入教育、制度与社会生活，成为关联国家富强与公共卫生的重要概念。研究揭示了近代日本在吸收西方知识过程中，通过语词创新实现概念本土化的路径。

北京大学熊怡萱在会议上作报告，聚焦中日外交关键词“不正常”与“正常化”的词汇史研究。她指出，“正常”一词的现代语义形成于近代日本，在对译“normal”“regular”“common”“ordinary”等西方概念过程中定型，后传入中国。借助语料库分析，她系统梳理了“正常”“不正常”“正常化”的成词过程、传播路径及语义演变。此外，她揭示了相关术语由医学领域向外交语境迁移的机制，阐明了其应用与国际关系变化中的表达需求密切相关，强调了外交辞令中否定性表达的特殊性，由此厘清了相关术语在中日外交话语中的形成与发展脉络。

南京理工大学沙广聪在会议上报告了“性”与“证”的近代化及中日传统医学概念的重构研究。他指出，“性”由古汉语构词语素在日语中逐渐发展为具有后缀功能的形式，并在明治时期扩展至多学科领域；“证”则在中西医学交汇中实现术语化，其内涵与外延得到重塑。研究通过梳理二者的语史演变，揭示了中日医学概念在近代知识再生产中的互动与重构机制。

拓殖大学大学院刘淼在会议上报告了《法律语汇初稿》中接尾辞“～上”的语构与用法研究。她指出，“～上”在翻译法国法律概念过程中被用作副词性接尾辞，承担“关于”“在……方面”等语义功能，并逐渐由一般词汇扩展至法律等专业领域。同时，该形式可与名词及サ变动词语干结合，形成如“法律上”“裁判上”等新型结构。研究还比较了清末汉语中的对应表达，揭示“～上”在中日语言接触中的传播与语法化过程。

上海中医药大学杨渝、居佳怡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医“风邪”在日本的知识再生产研究。论文一作为优秀本科生居佳怡，杨渝代学生介绍。该研究从中日中医术语语义演变出发，系统梳理七世纪以来的”风邪”在日本概念演变的四个阶段。研究发现，“风邪”在日本语境中逐渐脱离中医术语原意，最终与西医学“感冒”出现对应关系，呈现出新的语义内涵。报告指出，中医术语的跨文化再生产并非简单的语义保留或替换，而是在认知、语言与制度层面持续调适的动态过程，即“守正而入俗”。中医术语的国际传播应在“守正”即持守理论内核的前提下，通过“入俗”构建与现代医学及大众认知相通的解释路径，以增强其跨文化可理解性。

济南大学薛桂谭在会议上报告了“前者”“后者”标识性指代概念的本土化路径研究。他从汉语欧化争议出发，结合古汉语溯源、明治日语考察与清末语料分析，指出该用法早在清末日译文献中已成熟存在。研究表明，“前者”“后者”由古代临时短语发展为稳定指代形式，其形成主要受明治日语影响，属于中日语言接触下的日化结果，而非单纯欧化，进而为汉语指代体系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实证依据。

贵州大学甘进在会议上报告了日本近世Rhetoric术语的生成与中日西知识互动研究。他以“修辞真空论”争议为切入，梳理“レトリカ”向“议论之法”的演变路径，将其划分为音译、汉译中介与本土化三个阶段。研究指出，该术语生成经历“西方—汉译西书—日本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反映出近世东亚已具备修辞传统，并揭示了中日西知识在互动中推动日本知识体系转型的机制。

浙江财经大学王丽娟在会议上报告了晚清日译物理教科书的翻译实践与知识重构研究。她以王季烈译《物理学》为中心，结合清末西学东渐与中日语言接触背景，分析术语翻译与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发现，该书在电学术语处理中既有与日文一致的部分，也存在大量创造性调整，形成构词重构、意义创新等多种策略。报告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兼具主体性与创新性，推动了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体系化发展。

广西师范大学金红莲与张栩茵研究近代汉字文化圈“卫生”概念的生成与演进，强调跨文化环流与语义重塑。其发现显示，“卫生”自古典汉语养生理念出发，经19世纪西方“hygiene”输入东亚，经历中日多路径、本土化转化。甲午战争前，中国以译著实现科学化与工程化，日本以医政实践建立行政化制度；战后，日本模式回流中国，推动清末国家卫生体系建设，并扩散至朝鲜半岛与越南。研究揭示“卫生”概念现代化依赖跨语言转译、多源汇聚与区域互动，实现现代性与本土传统融合，形成东亚知识流通网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刘世琴以汉译西书译词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中日近代词汇的环流现象。研究收集了463条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力学、数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环流词，并编制《环流词词汇表（暂定版）》，揭示“中国→日本→中国”的传播路径。该研究不仅为中日词汇史与辞书编纂提供基础资料，也为跨学科研究和专业术语的进一步追踪与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南大学沈慧萍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汉语医学术语“障碍”考释》的研究。她通过历时考察和词典考证，结合语料库与数据库资料，系统梳理了“障碍”一词从东汉佛教语境中的“烦恼困惑”，到唐代医学语义的初步使用，再至明清中医典籍的广泛应用，以及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作为医学术语的翻译过程，展示了汉语词汇演变与中外医学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张厚泉教授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百学连环〉の歴史的背景と近代的意義》的研究。张厚泉教授聚焦西周的《百学连环》讲义笔记，将其视为汉字文化圈首部启蒙性近代学术体系文献，分析其通过批判朱子学与非理性思想，为接受西方近代学术奠基，并系统译介近代学术思想概念、创造新汉语词汇如“心理学”“技术”等，形成学术术语群。研究指出，这些创新不仅影响日本近代学术体系，也深刻影响中国及朝鲜等汉字文化圈国家，体现了传统儒学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帅可、王思齐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邝其照短语辞书及其英日汉传播谱系研究》的报告。两位学者聚焦邝其照所撰《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系统梳理其跨语际传播谱系：原英汉双语辞典因排印限制先以英文出版，1899年由增田藤之助译为日文，后又由卓定谋与伍光建译为汉语，形成英汉双语习语辞典模式。研究通过对四部辞书的版本对照与修订分析，揭示了体例与词条层面的继承与调整，以及英和底本在近代英汉辞书编纂中的中介性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晓淇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重写“哀史”：周氏兄弟的雨果译介与日本路径》的研究。报告以鲁迅《哀尘》和周作人《天鹨儿》《孤儿记》的雨果译介为核心，通过底本考证与文本对读，重建周氏兄弟接受《悲惨世界》的文本与思想路径。研究显示，其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明治时期以森田思轩为代表的日本译介传统，在选篇、段落取舍及关键语句处理上受日译影响，同时以“社会之罪”框架理解雨果作品，将其作为反思中国社会问题与批判进化论话语的思想资源。该研究揭示了日本译介传统在近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形成中的中介作用。

爱知大学杨一鸣、郑州大学崔惠善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智环启蒙〉研究补遗》的报告。研究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及其中日版本为对象，梳理日本所藏版本与改订细目，结合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华英智环启蒙新编》《重订华英智环启蒙新编》，分析其受日语版及同时代英和辞典影响的译词与内容变化。研究发现，日本译刻与改订在回流中国版本中留下明显痕迹，体现了近代启蒙知识及其译词在东亚区域内生成、传播与回流的循环流动机制，为理解中日西知识交流提供新的实证视角。

西南交通大学杨驰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近代汉语动词二字化的研究。报告以“解决”“压榨”“遗传”为个案，在王力“欧化语法”与沈国威“科学叙事”理论基础上，从中日语言接触视角出发，探讨汉语现代转型过程中动词二字化及其词义演变机制。研究指出，语词搭配、语义变化与语境转换是其重要条件，而中日及中西语言接触与译词创制是直接动力，揭示了汉语词汇体系重构与语言现代性形成的内在关联。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泽玮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清末“星期”译词的生成考：以1907年政务处议覆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报告以1907年政务处议覆为核心材料，考察“礼拜”“星期”“曜日”等词的演变，指出官方通过以“星期”取代“礼拜”、引入“日曜轮值”及借鉴日本经验，实现时间制度的“去宗教化”重构。研究揭示了近代时间知识在翻译、本土化与制度化过程中被重新编码的机制，体现了中日因素在东亚知识流动中的中介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邹韵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中日对比视角下“同性爱”概念的诞生与流变》的报告。报告梳理19世纪末以来西方性学经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指出“同性爱”一词在日本由女学生殉情事件语境中生成，后传入中国并引发知识界关注。研究表明，该概念在中日语境中与西方存在差异，早期主要指向女学生与新女性的亲密关系，体现了近代性学知识在东亚的在地化演变。

北京师范大学毛彩丽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师范”概念演变的研究。报告从概念史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师范”由先秦以来“典范”之义向近代教师教育机构术语的转型过程，指出其在西学东渐与日本“师范学校”制度影响下完成语义重构，并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实现制度化。研究强调，“师范”与“normal school”虽功能对应，但在语义内核上体现出“典范”与“规范”的文化差异，揭示了概念与制度互动及本土化适配机制。

广西大学彭程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小学”的辞学源流与其在汉字文化圈的环流》的报告。报告从“小学”内涵演变入手，结合文献考据与跨文化传播视角，系统梳理其由先秦萌芽、汉代成型至明清精密化的发展脉络，并重点分析其在日本、朝鲜、越南的传播、本土化及近代回流中国的过程。研究指出，“小学”在汉字文化圈呈现“输出—改造—回流”的互动模式，体现了传统语言学体系的持续生命力与跨文化适配机制。

上海大学朱虹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传教士与留日医学生围绕西医汉译的话语权之争——以1916年第一次医学名词审查会为中心》的报告。研究以1916年审查会为核心，结合文献考证与话语分析，梳理传教士与留日医学生在西医汉译中的立场分歧与争论焦点。报告指出，传教士侧重通俗化但术语不统一，留日医学生则强调借鉴日本译法以实现科学化与体系化，最终确立主导地位。该研究揭示了近代医学知识传播中话语权由外向内转移的过程及其制度化意义。

暨南大学胡鸿洋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日译本〈新约圣经〉中汉英因素研究——以连接副词「すなはち」为例》的报告。研究以日译本语言混合特征为切入点，借助语料库与对比语言学方法，分析「すなはち」的使用频率与语义扩展。报告指出，该词在文本中显著高频，语义与功能受汉英双重影响：汉语塑造其语义内涵，英语强化其逻辑衔接，并经日语本土化整合。研究揭示了近代中日西语言互动与融合机制。

中南大学李云峰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日本首部无产阶级词典〈プロレタリア辞典〉研究》的报告。研究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视角出发，结合文献考据与辞书学分析，梳理该辞典的编纂背景、内容特征及传播影响。报告指出，该辞典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编纂，旨在统一革命术语、传播革命思想，词汇涵盖工人运动与革命理论，立场鲜明。其虽广泛传播，但后因军国主义镇压被禁，体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互动关系。

拓殖大学大学院陈力卫教授作大会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议题集中、成果丰硕，围绕中日语言接触、概念生成与知识传播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充分体现了跨学科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沿水平。陈力卫教授强调，与会成果不仅深化了对东亚知识流动机制的认识，也为相关领域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对会议的组织工作与学术质量表示高度赞扬。

本次会议在多学科交叉与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研究的框架下圆满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近代知识传播、概念生成、译词体系与辞书编纂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创新。下一届学术会议将由上海财经大学承办，为持续推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搭建新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