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2025级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研究生于婧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发文。

全文如下：

二元对立与方法自觉——读《东方外交史研究》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与外交史研究在方法和叙事上受西方主义主导，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建构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对东亚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方式。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奉林20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并非简单地补充材料性的东方案例，而更像是在尝试重建一种观察外交史的视角：东方并非没有外交，东方外交并非西方外交史的附属内容。这一点，使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不止于知识扩展，而更接近于认知方式的调整。

阅读此书，最直观的感受并不是获得了多少具体史实，而是意识到外交本身在不同文明语境中的含义并不相同。西方外交史往往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均势、敌人与同盟为主线展开，其核心逻辑在于权力竞争与制度安排。而在东方语境中，尤其是传统东亚体系中，外交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间的对抗或协商，而更多体现为一种秩序维系机制。这种秩序既包含等级，也包含规范，更重要的是，它并不完全依赖强制性权力来维持。

从这一点来看，《东方外交史研究》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仍然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冲突与均势等传统框架来理解东亚历史，就很容易将原本以礼制、朝贡、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关系误读为前现代的不成熟国际体系。换言之，问题不在于东方缺乏外交理性，而在于我们使用的分析工具本身带有明显的文化偏向。

这种差异还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进一步体现。西方外交史往往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起点，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视为现代外交的开端；而东方外交实践则具有更长的连续性，其制度形态虽在近代遭遇冲击，但并未简单断裂，而是在转型中保留了部分既有逻辑。这种延续中的变形恰恰是区域国别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东方经验在现代国家行为中的隐性延续？《东方外交史研究》虽然并未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纵深。

从分析框架的角度来看，该书与我们所惯常使用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当前不少研究在分析大国关系、地区纷争、区域竞合关系时往往强调规则、制度与价值的扩散，并默认这些规则具有跨区域的普遍适用性。而陈奉林在《东方外交史研究》中表示，在东方的外交实践中，“规范”更多是嵌入到具体关系中的，其适用范围与解释逻辑都具有明显的情境性。这种差异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具有重要启发。当我们分析某一国家对外输出规则时，是否也应考虑这些规则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方式？

这本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方法上的提醒。它并没有提供一套可以直接套用的分析模型，而是通过历史材料展示出另一种可能的理解路径，即从具体语境出发，而非预设理论框架。这种从材料出发的研究取向，在当前过于依赖理论标签的学术环境中，反而显得难能可贵。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理解区域的方式。区域国别研究往往以国家为单位展开，但《东方外交史研究》呈现的是一个跨越多个政治实体、以文化与秩序为纽带的互动空间。这种视角提醒我们，区域并不只是地理概念，也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结果。我们今天讨论无论是东亚秩序抑或是全球南方的问题，这种历史经验都具有某种参照意义。

当然，陈奉林撰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在于提供某种东方替代方案。如果简单将其理解为对西方理论的否定，反而容易落入另一种二元对立的误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揭示的，正如库恩在论述科学发展的逻辑时，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那句经典论断：“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历史经验之间亦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与其说它在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保持方法上的自觉。在进行跨区域比较时，应警惕将一种经验普遍化为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通用标准。

总体而言，《东方外交史研究》更像是一种视角的校正。它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也没有刻意强化某种理论立场，但正是这种相对克制的写作方式，使其能够在不直接对抗既有范式的情况下，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理解外交史的可能路径。对于正处于研究训练阶段的我们来说，这种不过度预设的学术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

在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如何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保持张力，或许比简单地选择某一理论立场更为重要。《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价值，也许正体现在这里：它没有提供现成答案，但为问题的提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