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

杨宁一/郑丽平

【作者简介】杨宁一，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郑丽平，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助理编辑。（北京　100080） 【关 键 词】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现代化/日本文化论 
 
    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历史理论

    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以下简称生态史观）而名声大噪。1964年《中央公论》将该论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重新予以刊登。[1]（p208）《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单行本也多次再版，影响巨大。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日本思想史学者鹫田小弥太在《昭和思想全史》一书中，专门为梅棹忠夫设立了一节，认为生态史观是“对战后诸历史观的总批判”，是“画时期的历史观”。[3]（p328）近年来，生态史观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明论研究》将该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论之一收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述评。[4]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对被称为“世界史理论创新”的生态史观进行评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而史学界很少参与。谷泰批评这种情况为“热心于介绍和依据欧美学者历史理论，但无视本国学者挑战性理论的日本学术界学者的本质”，是“专家集团排他主义在起作用”。不过，谷泰也承认，“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一种假说，检证其“立论过程以及该理论在涉及范围内主张的妥当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这还没有充分进行”。[2]
    事实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国内，都还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生态史观，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
一、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积极意义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中，经历过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这次转变中，曾经最早创造出灿烂农业文明的国家大大落后，西欧脱颖而出，率先步入工业社会；东方的日本又先于亚非拉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欧和日本何以独领风骚？其他国家落后的原因何在？史学家们纷纷加以阐释，莫衷一是。
    “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回答上述问题的。
    梅棹忠夫以欧亚大陆作为考察对象，将欧亚大陆划分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第一区域包括日本和西欧，是实现了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地区。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区域，可以划分为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国世界、地中海或伊斯兰世界四大集团。这些世界的结构相同，即都是一个有卫星国包围的大帝国，它们在古代都曾显赫一时，但后来无一例外地衰落了。
    梅棹忠夫用生态环境来解释这种文明演进的差别。他认为，第二区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第一区域地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度，土地生产能力高，但在早期历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盖，难以产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区域是作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开始自己的历程的，从第二区域引进文明。
    不过，第二区域气候干燥，属于干旱地带，常常受到来自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侵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就表现为破坏与征服交替发生的历史，造成第二区域的落后。相比之下，第一区域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中亚的暴力破坏没能影响到这里。当暴力临近之际，它已经具备了抵抗的能力。随着技术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这一区域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可以迅速成长为较高程度的文明。
    由于支配社会结构的各自条件特别是生态条件的不同，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第一区域国家的历史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封建制、资产阶级革命，又成为拥有高度现代文明的地区。具体而言，在近代，第一区域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而且这种体制是经过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在革命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势力，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其封建制内部。第二区域虽然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那里的封建制没有得到发展，后来建立起的巨大的专制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一区域，资本主义也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以至于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第一区域各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走上现代化道路。
    生态史观在阐释日本和西欧的文明发展与第二区域不同之外，特别强调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既不是模仿西方，也不是转向；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达到了平行进化。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并非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并不否认日本汲取了西方文明，然而他认为，西方文明只是起爆剂，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内部已经积蓄了足够必要的现代性因素，若沿着自己独自的轨道行进的话，仍然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5]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生态史观从宏观上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世界文明论，同时也是日本文化论。
    应该肯定，生态史观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日本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占主导地位，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擅长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矛盾的理论分析历史演进，但对于其他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因素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问题上，这一派别一般只限于按照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而被资本主义取代的思路加以解释。对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通行的观点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术界曾经有过从自然环境考察民族性格的尝试。例如，志贺重昂撰写的《日本风景论》，歌颂日本的自然之美，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影响。和shí＠①哲郎在《风土》一书中，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日本、中国等国家国民性的差异。
    梅棹忠夫继承了这些传统且进一步扩大到考察日本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拘泥于社会形态，从生态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并构筑起一个理论模式，与以往史学界的方法和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生态史观为认识文明演进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值得人们思考。在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时，生态史观冲击了其他地区和国家只有模仿西方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凸显了各国自身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自生态史观提出后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的琼斯和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指出，西欧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其现代化率先起步。[6]（p57）探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即注重江户时代的内在因素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注：代表性的著作有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的《作为文明的家族社会》。）。
    然而，肯定生态史观的积极意义，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生态史观。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的验证，可以看到生态史观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缺陷。
二、生态史观作为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不能成立
    生态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第一区域在早期历史上虽然落后，但吸取了第二区域中产生的辉煌文明，又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因而文明得到发展，形成独特的封建制，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第二区域恰恰相反，没有成熟到能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程度。
    史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以西欧为例进行考察。
    关于西欧封建制的起源及其形成时间，至今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没有达成共识，能不能把生态环境作为封建制起源的根本原因来立论姑且不说，至少西欧没有受到游牧民族侵扰的提法与史实不符。
    实际上，法兰克王国建立后，西欧仍然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一些国家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影响巨大的有：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多次攻击法国和意大利，一度攻下罗马；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的北欧诺曼人不断袭击不列颠群岛和法国，数次洗劫巴黎，到10、11世纪时，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7]（p57）进入11世纪后，外来侵犯才停止，西欧才获得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发展的时机。 此时距离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
    第二区域确实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的封建制，但是绝不能说第二区域的历史是破坏和征服的历史，文明因此停滞不前。从中国来看，在西欧11世纪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中国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曾先后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侵扰和征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抵御和战争耗费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中华文明没有因此中断，而是被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并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发展，以至于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鼎盛时期。
    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更不能说由于生态环境决定的游牧民族侵扰的有无使得第一区域的文明比第二区域成熟，所以西欧率先步入工业社会。直至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国，这已经是包括欧美史学家在内的史学界的共识。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西欧率先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率先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因为西欧封建制度发达、完备，相反，是因为它的落后和不完备。拿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是因为西欧占了‘落后的优势’”[6]。落后的西欧先于先进的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反映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
    生态史观在说明第一区域比第二区域成熟时，列举出了手工工场、自治城市、文艺复兴等现象，认为它们只有在第一区域封建制下才能萌发出来，也使第一区域进入资本主义。
    显然，生态史观的这一论据与史实严重不符。
    在第一区域的西欧，大约从14、15世纪开始，出现了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奴制瓦解、手工工场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和王权加强以及文艺复兴运动，这些现象被称为原初现代化。然而，不能把原初现代化的产生完全归于第一区域存在封建制。实际上，在第二区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些原初现代化现象。东欧比西欧稍晚出现了手工工场。中国在明代，即与西欧大约相同时期，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第二区域中，这些资本主义新因素较少，而且发展受到阻碍，没有能够自然成长到现代工业社会。
    即使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虽然都出现过原初现代化，但西欧的原初现代化是像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初现代化基础上，现代性因素不断成长，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进入工业社会的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最早发生宗教改革，在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二农奴制时期，已经开始瓦解的领主制经济重新恢复并巩固起来，集中经营的手工工场一度几乎不复存在。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德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8]（p633～634）。拿破仑战争一方面把在德国的占领地区改造成德意志境内首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另一方面促成了普鲁士的改革。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开创了普鲁士现代化之路，也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和民族运动的中心。[9] 作为手工工场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的意大利的情况也与德意志极为相似。
    以上情况表明，从原初现代化转入正式现代化阶段需要许多条件，仅仅具有原初现代化并不能保证自然转变。德国和意大利是在外部刺激下才实现转变的，因此也被看做是与英、法内发型现代化不同的传导型现代化。
    这种传导型的现代化在第二区域中也能够明显地看到，俄国就是一个典型。17世纪，彼得一世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欧化”改革。俄国到18世纪末已经有千家以上的手工工场，19世纪中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使俄国进一步向西欧学习，进行了被誉为“俄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的农奴制改革，此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被生态史观列入第二区域的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甚至早于第一区域的日本，表明生态环境和封建制并不是决定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惟一因素。
三、日本并非和西欧平行进化
    生态史观用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论来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至今日，不独梅棹忠夫，日本史学界也有人极力用西欧的模式解释日本历史，主张日本的近世是专制王权时期，元禄文化前后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
    诚如生态史观所说，日本与西欧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非常相似，而且只有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封建制。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也产生了手工工场等新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领域里古学和国学兴起，提倡复兴古代文化和尊重“人情”，分别主张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等日本古典文献中体现的日本固有之道。同时，町人阶层文化得到发展，鼓吹反禁欲主义、金钱本位思想、主情主义，批判身份道德。
    那么在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过程中，日本与西欧是否是完全相同地平行发展的呢？关于日本是否存在专制王权和文艺复兴，学术界尚有争论，本文也不准备进行讨论，这里只想指出，根据确凿的史实，在表面上的一些相似的背后，日本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我们考察手工工场的情况。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前提。在西欧，伴随着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发展，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民得到自由，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成为可能。然而在日本，尽管也出现了地主等新的因素，但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依然牢固，农民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幕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推行像西欧绝对王权时期那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原工业化的进行。
    在西欧，新航路的开辟建立起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取得了必要的资本和市场，是推动原工业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因素。尽管日本在德川时代以前也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势头，但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打断了从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换。生态史观对此一带而过，未加详谈，显然忽略了这个与西欧的重大差异。因此，日本手工工场的发展水平远不及西欧，而且未能得到继续和深入。在经历了文政、天保（1818—1844）年间的发展高潮后，到了幕府末期，原工业化出现了停止和徘徊的现象，生产形式由集中作坊退化为受包买商支配的家内生产，即包买商制家内生产形式，市场结构由农民商品流通机构和领主商品流通机构并存的二元结构退化到只有领主商品流通机构的一元结构。[10]（p101～113）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欧文艺复兴和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的源头不同。欧洲文艺复兴挖掘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从中吸取对人的赞美和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它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就广义而论，人文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强调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中的人的价值。这个名词来自西塞罗。他用这个字表示对文科的热爱，或者对任何最能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11]（p119）。日本的古学和国学主张恢复的是古典儒学和日本传统的古代精神。不言而喻，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日本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区别。而且，古学和国学中包含着大量与近代精神完全不相容的内容。例如，国学鼓吹以皇国为中心的天皇至上主义，为抹杀人的个性埋下了伏笔。
    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确实与文艺复兴的精神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町人阶层十分软弱，其思想也苍白无力，极不成熟。有学者认为，町人伦理思想是“推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精神原动力”，起到了“侵蚀、冲击、瓦解、毁灭幕藩封建统治，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是“基本停留在了争取‘职分平等’和自己阶级权益的思想斗争水平，未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主动发动旨在推翻封建政权的革命”，“停留在确保家业繁荣和生活安定的阶段，缺少‘犹太商人那种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的贪婪不止的精神’”。[12]（p321）
    不仅如此，在封建统治的抑制和镇压下，町人缺乏斗争的愿望和勇气，町人文化也严重扭曲，人性的解放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的享乐，追求财富的目标也变成了聚财以供游荡挥霍。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并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和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天皇尽管大权旁落，但依然是精神权威和权力源泉。将军的权力来源于天皇，在政治结构中，他是朝廷中“权高盖主”的朝臣，并不是西欧国家封建制时期国王那样的君主。因此，将军也很难像西欧的国王那样成为民族的象征，去推进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和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仅仅因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存在封建制和原工业化以及有其他某些相似之处，完全不考虑二者的相异，就断定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无疑是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于简单化。
    在封建制解体问题上，英、法等国的政治体制经过专制王权阶段，建立了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壮大后又爆发了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日本却是在明治维新期间，由封建阶级的一部分下级武士领导，推翻了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以天皇为核心，建立了民族国家。藩阀长期掌握政权，称为“有司专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迟至1890年日本才按照前一年颁布的帝国宪法召开国会，成为形式上的立宪国家。明治政权实施地税改革，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但确立了地主制，土地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界多数人认为，明治政权是专制王权。
    在工业化问题上，英、法等国在原工业化基础上，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日本直到1878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殖产兴业”政策才得以巩固和展开，标志着自上而下的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原工业化时期的结束。“自明治政府确立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政策之后，逐渐生长出一个近代工业部门。这个近代工业部门不是原工业化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明治政府引进西方技术，自上而下培植的产物”[13]（p260）。
    由于德川时代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倒幕运动是以国学和水户学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形成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得整个近代日本虽然出现过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但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并没有能够像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欧那样扎下根来，而是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天皇崇拜盛行。
    总之，日本并非像“文明的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与西欧平行发展。生态史观所说的平行发展只不过是表面的一种相似而已，至于存在于这种表象背后的许多重大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与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使日本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策源地的温床。
四、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
    生态史观的理论模式之所以出现上述与史实明显的不符，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在方法论上，生态史观过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认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取决于生态环境，西欧和日本由于生态环境相同而现代化道路相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把生态看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的甚至惟一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社会因素，显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的历程说明，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变时期，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历史文化背景、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乃至机遇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史观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
    日本作为一个弱势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寻找和保持自我，确定自身在国际上的位置，一直在自卑、自省、自信、自傲之间徘徊。因此，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十分兴盛，经久不衰，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打碎了日本民族优秀论的迷梦，日本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许多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战争的原因，反思传统文化和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主张对日本加以彻底改造。这种自我批判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又是必须的，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其中大部分认识是比较中肯和冷静的。
    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日本很快结束了战败国的状态，经济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从1956年起又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重新崛起，使得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日本人又开始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肯定论明显多于反省论。在这种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就是其中的一个。[14]
    梅棹忠夫在说明提出生态史观的背景时说，在世界上，成为高度文明国的只有日本和西欧的少数国家。“战前经常听到文明国这个词，战后却只说文化国，而不说文明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战败，把文明国的名字归还了吗？但是，虽然战败了，日本仍然是高度的文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战前文明程度还高”。然而，“日本虽然成为文明国，但不是完全模仿西欧的吗？这种说法贯穿于近代化过程中，是一直困扰日本知识分子自尊心的咒语。这个咒语现在还有效力”。[5]（p71～73）
    可见，确定日本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国的地位，扫除战败以后甚至明治维新以来的自卑，解除咒语，恢复和提高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促使梅棹忠夫提出生态史观的重要动因。因此可以说，生态史观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态史观不仅强调日本不是学习、模仿西方而是与西欧平行进化的，同时还竭力表明日本与亚洲的不同，以至否定日本是亚洲国家。
    在日本，鼓吹脱离亚洲而与欧美为伍的典型代表当属福泽谕吉。他自诩日本经过维新已经成为文明国家，蔑视亚洲邻国，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宣称和它们友好相处、平等地打交道会使日本背上坏名声，因而应该予以拒绝；主张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亚洲邻国，并美其名曰“文明战胜野蛮”。这种以作为亚洲国家为耻的情感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欧美的崇拜和自卑，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惟美国马首是瞻、无视亚洲存在的所谓“亚洲不在”的情况。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处于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之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长期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对此，梅棹忠夫并不否认，但他是这样表述的：“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说，日本人从古代起就深深地受到了中华思想的影响，并且其文化背景和中国的文化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来看，由于两国之间的社会体制和形态不同，文明的构造模式也是颇为相异的。”[1] 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十分勉强的态度，而且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强调日本与亚洲相比的特殊性。
    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日本仍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有切不断的密切的文化联系。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有人把日本、韩国等国的现代化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至少它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即使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日本和亚洲邻国的相似之处进行研究，成就斐然。例如，照叶树林文化论认为，照叶树林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度1500米到2500米的地区，并从那里经过不丹、缅甸等东南亚北部山区、云南高原伸延到中国江南的山地，越海到达朝鲜南部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照叶树林文化。[15]
    诚然，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只强调不同而否认相同的一面，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生态史观置日本与亚洲的共同点于不顾，片面强调“理解日本文明性质的关键是把日本当作另一个欧洲来看”[1]（p31），“欧洲一词是由过去的西方人类历史而铸成的概念，而亚洲则不是。所谓亚洲一词不过是对欧亚大陆的欧洲以外地域随意而起的概念而已，不是同伊朗、越南、日本等国商量了之后而下的定义”。所以，生态史观主张，“日本可以拒绝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在遥远的远东地区有另一个欧洲存在”。[1]（p39～40）。
    这些论述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如果把生态史观称为“文化上的脱亚入欧论”，也许是恰当的吧。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我们并不一概排斥文化民族主义。但是，出于文化民族主义，违背史实，把本民族的文化拔高到不恰当的地位，则是我们不能赞成的。不能正确地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容易走向极端民族主义。
    撰写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就是这样。在日本史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经济进步没有达到先于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程度，日本是学习西方的赶超型现代化。对这些严谨的学术观点，西尾大加指责，攻击日本的西洋史学者和东洋史学者是西洋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是事大主义和盲从势威的奴隶根性，鼓吹日本人的历史观应该是从日本看世界史。在西尾那里，这种从日本看的世界史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日本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与它们所属的欧亚大陆对峙独立的另一个体系的固有文明，1750年以后的日本是蕴涵着大量的准备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要素的先进的社会。[16] 联系西尾干二的一贯言论，他的历史观是通过尽量选择表明日本先进优秀的史实，忽略和否定日本历史上存在过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达到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这样的历史观不是科学，而是极端民族主义，需要我们警惕和批判。正如真理再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一样，过度的文化民族主义会倒向极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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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内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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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月刊，200508，92～98

                                                                                                    发布时间：2011-9-27 17: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