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法

足利义满像（鹿苑寺藏）

足利义满画像（根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画模写）

    足利义满出生于1358（正平十三、延文三）年，正值爷爷尊氏百日之忌。父亲乃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母亲是义诠的侧室纪良子。因义满将邸宅移至北小路室町，所以世人又称其“室町殿”，之后又改称“足利将军”。1368年细川赖之的“应安大法”推行半年后，足利义满成为了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时年十岁。当然，有力守护管领细川赖之（1329-1392）充当垂帘听政的角色。赖之是足利氏家族众多旁系中的一支，在京都和地方各个郡国都拥有强大的势力。管领是幕府政权中最高职位，一般只授予足利氏三个最强大的封臣家族即细川氏、柴氏和畠山氏中的一家。细川赖之执政达十年之久，不仅包括行政改革、处理因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冲突以及提高幕府的财政收入等。其中有三件事值得注目：
    第一，南禅寺楼门事件。起因是园城寺的一位童仆在经过南禅寺关卡时想不付买路钱冲关，结果被杀，事件经过协调总算得到平息。不料义诠去世后，两寺僧众怒火再燃，细川赖之屈服于延历寺众徒施加的压力，致使南禅寺不仅山门被砸，连基石也给挖了出来。这一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天台宗等旧佛教与新兴禅宗之间的一场势力较量，最后禅宗不敌而败阵。因此，细川赖之与禅宗的对立也白热化。
    应安四年（1371），幕府欲重新恢复禅宗旧规，遂任命春屋妙葩为南禅寺住持。然而妙葩拒绝出任，并隐居于丹后云门寺，期间著有《云门一曲》。
    为了解决此事，赖之本想召集春屋弟子前来商量，不料其门徒竟也拒绝出席。于是，赖之怒不可遏，削除了南禅寺僧侣的僧籍。这样，他与春屋之间的积怨就越来越深。
    值得注意的是，细川赖之曾两次邀请出使日本的明使仲猷祖阐出任天龙寺住持，第一次是明使还在博多时，第二次是明使住进京都向阳庵后。对明交往持消极态度的细川赖之为何力邀祖阐出任天龙寺住持一职，可能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以免春屋妙葩出任住持，借此排挤反对派斯波义将和土岐赖康的势力；二是想通过只留祖阐而打发克勤回国的行为，向明朝政府表明中日之间的交往希望只停留于宗教和文化层面的消极态度。当然幕府最后匆匆派遣宣闻溪为正使随同明使一起入明朝贡，这可能是细川赖之派做出让步的结果。
    第二，楠木正仪归顺幕府。楠木正成、正行死后，南朝的中心人物就是楠木正仪。为了和平统一南北朝，细川赖之与正仪之间早就开始联络和摸索，但是遭到南朝主战派的强烈反对，应安二年（1369）正月，在南朝已无立足之地的正仪归顺幕府，受封河内、和泉两地守护。
    第三，今川了俊出任九州探题。前面已经提到，怀良亲王进入大宰府，征西府控制了九州的北部地区。幕府的九州战略一直没有奏效，直到应安三年（建德元年），足利一门的今川了俊被任命为九州探题。这位新九州探题，不仅精通和歌、连歌，也擅长游记文。应安四年进入九州，在大内义弘的帮助下于应安五年九月攻陷大宰府，把征西府逼到了筑后的高良山，也因此中断了怀良亲王与明朝的联系，使得足利领袖们建立了与中国的联系，导致出有利的贸易。 之后的十三年时间里，今川了俊专心经营九州。
    永和五年二月（三月改元康历）斯波义将派发动了排斥细川赖之势力的运动，闰四月，足利义满屈于强大的压力罢免了细川赖之。失意的赖之一把火烧了在京都的私邸返回了老根据地四国。代而取之的是斯波义将出任管领，这在历史上称为“康历政变”。
    细川赖之的下台，给禅宗界注入了活力。春屋妙葩出山担任南禅寺住持，朝廷赐封他为普明国师并出任首任僧录，统辖全国禅宗寺院。但失去靠山的楠木正仪走投无路，只好重回南朝。

 
1、察见渊鱼
    与父亲足利义诠重细川氏轻斯波氏相反，足利义满却割舍细川氏起用了斯波氏。两大势力门派被将军玩弄于鼓掌之间，这虽是一种政治需要，但犹如虎尾春冰，实乃也为一着险招。因为将军地位的巩固与否几乎是以两大势力的平衡为前提，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将军之位也就岌岌可危。这就是摆在年仅二十岁的足利义满前的一大课题。
于是，足利义满对地方势力采取打压与怀柔同时并举的方法。自至德二年（元中三、1385）八月开始至明德元年（元中七、1390）九月五年时间里，频繁出游全国各地，包括奈良的兴福寺、纪伊的高野山和粉河寺、骏河富士山、四国赞岐和伊予、安芸严岛神社、周防窑户关和备后、越前气比神社等地，其中巡视奈良前后达八次之多， 会见了细川赖之、大内义弘、山名时熙等大名，对各地势力进行摸底和威慑或相互牵制。
顺便说明，日本政府最近决定于2013年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请“富士山”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据说杀手锏是富士的“信仰”。其实，在一般百姓之间，“巡礼富士山可以见到神佛真身”的这种山岳信仰，在室町时代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所以不仅义满借故出游富士山，之后的六代将军足利义教也巡幸富士山，当然他们是打着旅游的幌子而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

 
2、各个击破
    足利义满为了巩固幕府政权采取的第二招就是削除有力守护的势力，首当其冲的是土岐氏。土岐赖远因向光严上皇引弓射箭而被斩首，外甥土岐赖康继承其后并出任美浓守护。“观应扰乱”之际，赖康捞取了幕府侍所头人一职，而且兼任伊势和尾张两守护，成为了继山名时氏、佐佐木导誉之后的实力守护。七十岁的赖康一去世，足利义满就开始了他的计划。赖康的三国守护一时曾由养子康行继承，但足利义满把尾张守护一职给了赖康之子满贞。可是当满贞去尾张国就职时，遭到了康行的女婿诠直的阻拦，土岐氏一族开始分裂并产生内讧，而这正是足利义满想要看到的。
足利义满派军援助满贞，结果明德元年（元中七、1390）康行败北，其美浓和伊势的守护也随之被剥夺。美浓守护由赖康之弟赖忠继承，伊势守护则由仁木满长出任。虽然康行不久恢复了伊势守护，但失去了土岐氏的统率地位。之后，满贞的尾张守护也被收回，任命给了斯波氏。土岐氏落了个巢倾卵破的结局，满贞只是义满分裂土岐氏的一颗棋子而已。历史上称为“土岐氏之乱”。
    山名氏一族的没落也同土岐氏如出一辙。山名时氏归顺幕府时，曾封为丹波、丹后、因幡、伯耆、美作五国守护。时氏死后，守护之职由其儿子担任。不久，山名氏又获得了但马、和泉、纪伊、出云、隐岐、备后六国守护，这样山名氏占据了日本六十六国中的十一国守护，因此有“六分一众”之称。
康应元年（元中六、1389），足利义满乘山名时义去世之际，开始分化山名势力。首先命令庶子系统的氏清和满幸出击时熙和氏之。可是，旋儿义满以霸占上皇领地罪把满幸驱逐出京都，转而支持时熙和氏之。待满幸感到不对，纠合家族拟与义满决一雌雄时已经晚了，一族的分裂已是无可挽回。氏清、满幸率军在京都的内野与幕府军展开大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山名家族的守护只保留了但马、伯耆和因幡三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德之乱”。

3、南北统一
    南北统一的交涉始于1366年的秋天，当时活动的主角是佐佐木道誉和楠木正仪，但以失败而告终。明德三年（元中九、1392）闰十月，足利义满以大内义弘为中介，允诺以下三个和平条件为前提实现了分裂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统一。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由后龟山转交后小松。
    第二，从今以后后龟山流与后小松流轮流继承皇位。
    第三，各国土地归属后龟山流所有，而拥有庄园百余所的长讲堂领地归后小松流统治。
    以上三个和平条件北朝方并不知晓，很有可能是足利义满的独断。况且，从一开始义满就压根儿没想过要付诸履行。这其实是后龟山天皇屈服于势力强大的幕府之结果。

 
4、应永之乱
    南北统一六年后的应永六年（1399），足利义满的矛头指向了尾大不掉的大内义弘。明德之乱后，大内氏已是周防、长门、石见、丰前、和泉、纪伊六国守护，而且还掌管贸易港口堺市，控制着濑户内海的东西航路。此外，大内氏主张自己是百济王族的后裔，并以此为理由向朝鲜王朝要求赐予自己朝鲜国内的土地。这一切都让义满甚为警戒。
让义满对义弘产生不满的最初原因，据说是义弘拒绝出资和出力修建义满新的政治中心即北山第。被义满削去和泉、纪伊两国守护的大内义弘，毅然举起了反旗，联络对义满怀恨在心的今川了俊、镰仓公方的足利满兼、山名氏清之子时清等反戈一击，结果义弘本人在堺市战死。而其弟弘茂愿意追随幕府，因而受封周防、长门两国守护。这在历史上称之为“应永之乱”。自此幕府的统治势力延伸至西端。

5、花之御所
    永和四年（天授四、1378）三月，足利义满从三条坊门殿搬迁至在建的北小路室町。这个新官邸称之为“花亭”、“花之御所”或“室町殿”，到永德元年（弘和元、1381）才完工，室町幕府的名称就是从此而来。在这里，足利义满接待了以后圆融天皇为首的公卿贵族，成功闯入尊氏、义诠没能深入的公家世界。他不仅参加朝仪节会（天皇宴会），而且还十九次担任节会负责人，花押也由武家式样改为公家式样。此外，还出任淳和院和奖学院的别当（寺务总管），完成了贵族化的蜕变。
    极尽奢华的义满，除了正妻之外，还拥有众多小妾和女官，此外还养了十多名男童。虽然在当时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义满有同性恋倾向，但现代学者大多持肯定意见。

 
6、修禅道场
    永德三年（1383），义满在相国寺内创建了供自己修禅的道场，即鹿苑院。该院的院主被任命为历代僧录，统辖五山十刹以及诸流，并掌管人事。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2010年11月24日的报道，同志社大学在京都市上京区该校的今出川校区发现鹿苑院的遗址。今出川校区紧邻相国寺，在周边发掘出的濑户瓷器底部有“鹿”字墨书，而且在江户时代的古地图中也有相关记载。因此，可以基本肯定这就是当时鹿苑院的旧址。根据文献记载，鹿苑院内应该有义满之墓，遗憾的是至今还没得到确认。　

7、篡夺皇位
    室町幕府要确立全国性的统治地位，如何削弱或夺取北朝的权利无疑是一项重要课题。当时的北朝掌握着统辖寺社和公家的大权。因此，幕府通过建立自己的机构和相关法令，夺取了京都市内的维安权、民事裁判权以及市场课税权。
    当然，对于足利义满来说也许并不满足于此，历来怀疑其有狼子野心即怀有篡夺皇位之阴谋。在此，暂且不下结论，先看一下当时义满的一些行为举止。
    应永元年（1394）年末，升任太政大臣的义满要求诸位大臣对其行上皇礼。翌年正月，当关白一条经嗣去室町殿筹备太政大臣拜贺会的供品时，对义满执以“院”礼。所谓的“院”是指上皇、法皇或者太后居住的地方，显然这时已经出家的义满把自己摆在了法皇的座次。应永十三年（1406）十二月二十七日，後小松天皇的母亲藤原严子（通阳门院）去世，按理后小松应该服丧一年，这在日本称为“谅闇之仪”。但是义满以一代天皇不宜两次服丧为理由，让後小松天皇认自己的妻子日野康子为干娘（准母），这样自己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天皇之父。在建文三年（1401）递呈明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准三后某”即由此而来。
    应永元年，义满将将军一职让位给了成人的长子足利义持（1386-1428），而将本来预定出家比睿山延历寺的次子义嗣还俗。义满特别钟爱这位精通乐理的老二，而对长子好像缺乏应有的父爱，这对后面还有详细提到。为了能让义嗣跻身公家的顶层社会，应永十五年二月至四月期间，义满采取了一系列异常的大手笔。首先，二月策划“童殿上”成功。所谓的“童殿上”即让未成年的公卿子弟上朝侍奉天皇，这其中主角当然是义嗣。这种“童殿上”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次，另一次就是平安时代后期的藤原忠实。三月四日未成年的义嗣叙勋从五位下。同月的八日至二十八日，後小松天皇巡幸北山殿，义嗣独得日夜侍奉之机。期间的二十四日晋升正五位下的左马头（官营牧马场长官），回宫前的二十八日升至从四位下，二十九日委任以左近中将。四月二十五日，义嗣以亲王之礼在宫中举行了成人仪式，随后加封为从三位参议。短短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义嗣成功跻身公家顶尖行列。此外，据说义满打算让义嗣成为后崇光院的养子，然后再逼迫后小松天皇让位。可以说，义满为儿子篡夺皇位之梦只有一步之遥了。
    从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足利义满极尽所能仿效上皇或者法皇，俨然如皇族一员，以致在相国寺的相关记录中有“鹿苑院太上天皇”之称，临川寺的牌位上有“鹿苑院太上法皇”等的称号。因此，足利义满也难怪在日本历史上留下“篡夺皇位”之骂名，精确地说，是想让足利义嗣成为天皇。
    那么，足利义满究竟为何有如此之奢望？有学者认为，足利义满的行动所以竭力与皇室一体化，亦因为其只能诉诸天皇制寻求使自身绝对权力正当化的依据。同时，幕府在国政运作遇见难题或面临危机时，亦需要作为观念性权威的天皇显示作为现实性权威的形象。因此，虽然足利义满自诩“日本国王”甚至其政治权利亦与国王无异，但是天皇作为获得体制保障的观念性、宗教性权威，以及根据礼仪、位居位阶秩序顶点的存在，始终得以维持。
    但是，日本学者今谷明认为，义满篡夺王权的理论根据不是中国的易姓革命思想，而是当时流行的“百王说”。 所谓的百王说，出自慈圆的《愚管抄》卷七。主要观点是日本天皇自神武天皇以后，到第一百代就将结束，以天皇为权利顶点的秩序也就完全崩溃。而这第一百代的天皇恰好是后圆融天皇。而村井章介认为，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是不能无视义满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机——“应永之乱”给他的冲击。第二点是义满意识到自己缺乏天皇血统。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应永十五年（1408）五月六日（一说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五十一岁的义满突然去世，计划也随之搁浅和破灭。由于死得太突然，所以也有认为义满是被暗杀的。 而根据《鹿苑院殿追善记》的记载，义满得的病称为“流布御所劳”即一种流行病，发病二三天内症状较轻，五月一日左右病情恶化，四日垂危。而五日稍有好转，六日不料再次恶化而去世。有学者推测，义满得的是流感，继而引发急性肺炎而致死。

8、中国情结
（1）唐物趣味
    足利义满对“唐物”感兴趣这已是众所周知之事。这位对中国事物非常感兴趣的幕府将军频繁派遣使节，与朱棣之间营造了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得益与大明的贸易，足利义满赢得了巨大的经济实力。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力，他造了金阁寺，并用纯金箔贴满了二三层。在此还款待过明朝的使者。此外，足利义满十分迷恋中国文物，周围的摆设甚至生活日用品都是“唐物”。书画古董自不必说，此外还包括明朝服饰、身边侍者，就连金阁寺池中的假山石也是遣明使从太湖千里迢迢运回日本的，即使六百年后的今天，太湖石依然矗立金阁寺。因此，室町文化甚至被称作唐风文化也不是毫无道理。
当然，当时所谓的“唐物”不仅指中国物品，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舶来品。足利义满收藏的中国书画中，以宋元的作品为主，这是其中一个特色。其次，遣明使带回的书画中，却以江南文人画占据多数。而与明断交的足利义持获取“唐物”的途径是经由朝鲜或琉球。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输入什么样的唐物是由日本人的审美观决定，并不是完全随中国而人云亦云，如牧溪的水墨画、唐绘等就是例子。从中可窥室町文化所具有的能动性。 
              

                                                  遣明船

                                                      勘合

（2）日本国王
    应永八年（1401），足利义满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 的名义，遣使时宗僧祖阿、“筑紫商客”肥富“上书大明皇帝陛下”。国书由精通儒学的东坊城秀长起草、书法家世尊寺行俊誊写。翌年的建文四年二月六日明朝建文帝马上下诏册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同时，任命册封使天伦道彝、一庵一如赴日完成册封使命。应永九年（1402）九月五日，义满在北山第迎接明朝诏书，正式受封“日本国王”。翌年二月，义满考虑到明朝动荡的局势，以“日本国王臣源”之名义，分别给建文帝和永乐帝都准备了国书，遣使坚中圭密偕明使来到中国。

                                       
    关于足利义满接受明朝册封“日本国王”之事，自当时开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饱受责难，“屈辱外交”、“卖国贼”等骂名不断。但是，最近日本学界出现了为足利义满翻案的苗头，代表人物为桥本雄，他在《中华幻想——唐物和外交的室町时代史》著述及有关论文 中，利用记录了当时义满受封仪式的文献《宋朝僧捧返牒记》（壬生家旧藏、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提出了以下观点：
    ①从当时参加受封仪式的人员来看，主要是义满的一些宠臣，和平时在北山殿举行法会时几乎一样。换句话说，义满在接受明朝“日本国王”受封仪式时，显得非常低调，在空间和人选上具有封闭性。
    ②接受明朝皇帝册封，说是外交事件，毋宁说更具佛教色彩。明朝的两名册封使中，正使是临济宗大慧派僧天伦道彝，副使是天台僧一庵一如。而在日方的斡旋者中，幕后事务的责任人是五山禅僧，受封仪式的负责人是中国留学僧。
    ③从受封仪式的规格来看，足利义满并没有完全遵守明朝有关仪式规定。也就是说，义满在受封仪式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像以往学界所说的那样“卑躬屈膝”，反而显出他傲慢态度的一面。
　　当然，关于足利义满受封“日本国王”的动机，日本学者田中健夫早就提出过一种观点，即他认为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需要，从而以此来谋取经济上的利益。而今谷明、佐藤进一、村井章介等人认为义满受封“日本国王”，主要目的是抗衡当时的天皇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