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运河贯通，南北商贾辐辏；滨临东海，东亚交通枢纽。自古以来，系传播中国文化之门户；近代以来，为接受外来文明之先驱。浙江可谓人杰物灵，在东亚文化交流中，始终走在前列，敢为人所未为，勇开风气之先。本文聚焦19世纪中国留日学生高潮，钩沉1897年杭州蚕学馆派生留日史事，实证嵇侃、汪有龄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之先驱。

甲午战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阶层所带来的震撼可谓巨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因此而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更严重的是，耗巨资历数十年致力于洋务的“天朝上国”败给的不是“船坚炮利”的洋人，而居然是“蕞尔小国”日本，国势之衰弱、政府之无能，彻底暴露无遗。“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张之洞语），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们在反思自国之不足的同时，开始分析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如康有为所言：“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人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关键在于不遗余力地普及近代教育并吸收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人不再太多考虑中日两国间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传承关系，以惊人的勇气展开了“以敌为师”，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教育和文化的自强运动，由此掀起了学习、研究日本的高潮。留学日本、赴日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等，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以与隋唐时代截然相反的方向展开，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继隋唐后的第二次高潮。

种桑养蚕起源于中国，但直至清末，养蚕农家所用的蚕种仍是各家各户自制的土种，严重威胁蚕业的蚕病尤其是微粒子病的防治尚无良方，缫丝还是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作业，数千年来蚕业技术并无实质性进步。相比之下，日本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非常重视蚕业技术的研究，并将生丝列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884年日本农商务省设立蚕病试验场，并于1896年扩大规模后改名为蚕业讲习所，专门从事品种改良、蚕病预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蚕业技术逐渐领先中国。在生丝出口量方面，1870年日本仅为中国的六分之一，而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已猛增至中国的三分之二，大有超过中国之势。

    为改变中国蚕业技术落后、蚕丝出口市场被日本占领的被动局面，杭州知府林启决定于1897年在杭州开办蚕学馆，并获得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林启是一位非常开明、务实又识时务的官员，在开办蚕学馆当初，就决定通过派遣留日学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方式，学习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杭州蚕学馆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创办农业学校的先河，1897年该校率先派生留日，此举成了中国近代从国内学校官派学生留学日本之滥觞。

杭州蚕学馆率先派生留日，可以说是官、学、商三方共同配合促成的。1897年，在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学者罗振玉、在日华商孙淦等人的建议下，杭州知府林启和浙江巡抚廖寿丰决定从蚕学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同年11月，蚕学馆学生嵇侃和汪有龄相继赴日，成了中国近代从国内学校向日本派遣的最早的留学生。后来赴日的浙江留学生无不以此为自豪，称：“至若吾浙江者，岁丁酉已有官派学生嵇君伟(嵇侃后来改名为嵇伟－笔者注)汪君有龄二人到东学蚕业。汪君以病早回国，嵇君于辛丑年夏卒业回国。是为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浙江潮》第7期)

    嵇汪两生赴日后，先入位于大阪的“梅清处塾”(汉学家山本宪创办)学习日语，数月便“语学大进，可刮目”。(山本宪语)1898年4月入位于埼玉县的蚕业学校竞进社，尤其是嵇侃，“在竞进社甚攻苦，天雨采桑，跣足行十余里”，林太守得知后，甚为欣慰，还寄去银四十圆以资奖励。(《农学报》第47卷)1898年9月，嵇侃升入位于东京的蚕业讲习所，并于1901年夏从此校毕业后回国。汪有龄因近视不宜习蚕等原因被允许改学法律，于1898年9月进入位于东京的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学校日华学堂，并准备从此校毕业后升入第一高等学校，进而升入大学攻读法律。但遗憾的是，因健康原因，汪有龄后来仅在日华学堂学习一年，于1899年9月不得不放弃留学回国。   

 嵇侃留学回国后，先任蚕学馆教员。1914年，杭州纬成绸厂设立制丝部，任部长，主持引进了日本最新型缫丝机100台，以提高缫丝效率和生丝质量。1924年回家乡德清创办新型缫丝厂，亦致力于引进日本新型缫丝机械。1934年病逝于杭州。汪有龄从日本回国后，先任湖北农务局翻译，后入北京任京师法律学堂翻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法制局参事，8月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同年创办北京朝阳大学并亲自兼任校长。1927年卸任朝阳大学校长，后离开北京定居上海，成为专业律师。1947年病逝于上海。嵇汪两人留学期间和回国后的经历虽大不相同，但他们均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