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7-18日，“佛教与东亚宗教写本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风景秀丽的峨眉山大佛禅寺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佛学院与峨眉山佛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协办。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国际学术会议，26位主题报告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以色列及台湾地区。

17日上午简短的开幕式之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主持两场基调演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的题目是《敦煌写本的起源》，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的题目为《敦煌与长安之间——写本文化大背景下的西明寺》。两位知名学者各擅其场，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敦煌佛教写本的源头与西明寺在佛教写本流通过程中的作用。

接下来共有6个部会，次第为（1）“敦煌写本研究——大问题与广视野”（主持人：清华大学圣凯教授）；（2）“在日本的汉文佛教写经（中国的，偶尔也是韩国的）”（主持人：南京大学曹虹教授）；（3）“敦煌、中国本土与东瀛——东亚大背景下的敦煌写本”（主持人：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4）“旧问题与新方法——敦煌写本个案研究”（主持人：武汉大学魏武教授）；（5）“来自更多‘边地’的更多写本”（主持人：四川大学张勇教授）；（6）“边缘化了的‘中心’——中原写本（纸本的，偶尔也有石刻）”。

王勇教授主持“敦煌、中国本土与东瀛——东亚大背景下的敦煌写本”部会

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是敦煌写本，中国学者如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的《用字辨析与敦煌佛经写卷的断代于缀合》、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的《法藏敦煌草书写本P.2063净眼<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残卷校录整理》、首都师范大学刘屹教授的《敦煌道经写本对道教史研究的贡献》等报告功力雄浑，西方学者如英国剑桥大学高奕瑞（Imre GALAMBOS）教授的《佛教寺院学僧抄写的童蒙写本》、美国芝加哥大学柏岗（Paul COPP）教授的《中国仪礼语汇在建构中的变通——三部写本散议》、加拿大萨斯克彻温省大学纪强（George KEYWORTH）教授的《中国佛教与<首楞严经>和楞严咒中的相对正统性——敦煌和日本的古写一切经本的研究》等亦积淀深厚，东西方学者同场献技交流，充分显示出敦煌学的国际性特点。

本次研讨会的看点是东亚视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韩国东国大学的金天鹏教授与崔松植教授、南京大学的曹虹教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林佩莹博士等，均跨文化的视野论述书籍在东亚的越境流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陈金华教授在报告中多次提到“书籍之路”，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入王勇教授的论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王勇教授作《奈良时代唐写本的传播——以<阙经目录>为线索》报告

王勇教授的报告题为《奈良时代唐写本的传播——以<阙经目录>为线索》，以三通比较稀见文书为线索，力图复原佛教写本从唐朝流向日本的传播形态与内在机制。第一通文书是天平宝字五年（761）三月二十二日的《奉写一切经所解》，显示天平胜宝六年（754）遣唐使带回的书籍目录；第二通文书为天平胜宝四年（752）正月二十五日的《可请本经目录》，推测是为天平胜宝五年（753）赴华的遣唐使提供的“阙经目录”；第三通文书是宝龟七年（776）二月五日的《东大寺六宗未决义》，披露遣唐使出发前举国动员编制求书目录的细节。众所周知，王勇教授是“书籍之路”概念的首倡者，本次报告是书籍之路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本次研讨会可谓高手云集，国际色彩浓郁，为我们带来了新资料、新成果、新方法，两天会议流程紧凑，受益良多。略感遗憾的是，每位学者报告仅15分钟，讲者似意犹未尽，听者更愿闻其详。也许是这种情况的缘故，会议间隙及餐饮期间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大家期待着与这些学术精英再次相会。

（供稿人：朱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