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与此叠合的文化区域却自古有之，其显著标志是汉字的流通与使用，因此本次会议称之为“汉字文化圈”。

这个文化区域，为什么是西方人最先“发现”，而不是我们东方人自身呢？这应验了古人的一句名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2008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一年，组织了一次“东亚的文化遗产——普遍性与在地化”的国际会议，切身感受到西方的东亚研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领域广泛、视角新颖，同时也察觉到东亚研究在西欧中心主义理念下的走样与偏颇，因此有必要创建东亚人的“东亚学”——因为他们是旁观者，我们是当事人。

隋唐时代汉字文化圈初露峥嵘，日本、新罗深受中华文明泽被，他们识汉字、读汉籍、写汉文、吟汉诗而自称“小中华”。此后宋元之交、明清之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而再，日本、朝鲜认为经“华夷变态”，他们已经从“小中华”升华到“大中华”。目前日本、韩国的东亚研究，多多少少有自以为中心的味道，围绕汉字、雕版印刷、中医、漆器、端午节等等的“传统文化之争”便是例证。

中国的东亚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高潮迭起。令人不解和困惑的是，中国的东亚研究，大多把中国排除在外，犹如日本的“东洋学”未把日本纳入其中一样，异化为一种变味的外国研究。

从当事人的角度审视，覆盖东亚世界的汉字文化圈，其源头在中国、在中原、在河南、在安阳，这点不可否认。然而，汉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某些层面、某个领域、某类要素的中心却游弋不定，这也是事实。比如，汉字文化圈要素之一的“年号”，目前仅存日本；再比如，中国的中医、日本的汉方、韩国的韩医三足鼎立，并非我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