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最熟悉的莫过于听到老师的声音。初来乍到日本留学，仍然有幸目睹王勇老师如讲台上那般挥洒自如、娓娓道来，实在是自豪与感动，获益良多。自豪于王勇老师获得“国际交流基金奖”之卓越，感动于老师对于学术研究的孜孜不倦，获益于聆听纪念演讲的字字铿锵。有声有力的演讲，配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主题，细细回想，引人思考。

王老师以耳熟能详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开篇，道出一关之隔，却是置身异境的孤独感。让我联想到初到日本，虽在满是黄肤黑发的环境中，却说着不同的语言，难免感到陌生。但现代通讯技术使得联络相通，乡音互传便利快捷。遥想过去，异国他乡，如此的陌生感该如何排解？语言不通的双方，相互之间的联系如何建立？老师给出了答案：无声的对话——笔谈。

王老师以追溯中日交流原点的方式印证了笔谈之产生并非偶然。据日本史籍《扶桑略记》所记，圣德太子607年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首的第一批遣隋使，到达衡山遇到老僧时，因“言语不通”而“书地而语”。而1877年，广东人何如璋赴任首位日本国出使钦差大臣，与日本汉学家石川鸿斋“笔谈终日不知倦，纸迭作丘，奇论成篇”。这两例都恰恰证明笔谈是中日交往延续的、官方的交流方式。

为阐释笔谈文献的特点，王勇老师引出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作为“新材料”的笔谈文献资料，便是需要新的理解方式与研究方法。语言学家索绪尔倡导的语言高于文字的状况在西方语境中普遍适用，但在东亚——特别是汉字文化圈，王老师认为有时文字比语言、视觉比听觉更重要。

王勇老师所举笔谈之例，验证了笔谈文献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感，突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芝山一笑》中，记载曾游历中国、著书《观光纪游》的冈千仞招待中国使馆宾客时出现的“哑饮”。明明对坐沉默，只是饮酒而不发一语，却是“纵横自在，不穷其说则不止”，原来事实是“凡舌所欲言，出以笔墨”。不言不语，仍然沟通无阻，倒是形成了另一番别开生面的来往场面。笔谈不仅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更是突出了文人雅士之间的默契与呼应，不是比语言互通更显雅韵吗？写的是字，谈的是心啊。

结尾，王勇老师提醒我们要珍惜运用汉字的能力，将这个东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以“无声”创造胜过“有声”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老师正致力于笔谈文献的发掘整理，并且在此学术领域奉献精力。此次的纪念演讲让我回想起之前课堂中老师对于“无声的对话”的英译的反复推敲。仅仅是如“dialogue”这一词的单复数判断，也要找出充足的例证依据。笔谈读书会上，老师对于文献材料的词句解释，也是再三斟酌。一字一词，如品茗饮茶一般，细细体会咀嚼，乐在其中。徜徉学术之乐趣，让人感动。看着台上的王老师，气定神闲，妙语连珠，还是学生们熟悉的老师。

听完演讲，再回头想想老师今日所谈：笔笔谈相往，语语话同方。笔谈的是一种熟悉感，对于学生而言，这演讲的一词一句也是老师带给我们的熟悉感。依旧是自豪、感动，获益良多。

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 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