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王勇教授荣获本年度国际交流基金奖的。听到这则消息时，我在大阪乡下的学校里。

先是一般性地反应道：“是吗？恭喜！王老师可是学界大牛……。”继而猛然一惊：“什么？那不是神马小泽征尔、村上春树获过的奖项吗？作为学者也能被认可？”转而思量：“是啊，鉴于他在日本研究以及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上的卓越贡献，这份殊荣名至实归。”

不久，便得到了王老师将于22日在东京举行纪念演讲会的信息。说实话，演讲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进脑子，以为是要参加授奖仪式，听获奖或治学感言之类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得参加，毕竟王老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蹭了那么多课甚至还有饭，说什么也得去祝贺一下。当然，做出这个决定，还是花了一刻钟的犹豫时间的，虽然非常想见王老师，听他谈学术谈人生，毕竟大阪东京之间还是有那么一点距离，新干线又太奢侈，加之第二天还得回学校上课。庆幸的是在友人的帮助下，订到了演讲当天往返的巴士票，这样听讲座与上课就两不误了。

22日下午按计划赶到现场，演讲会也准时开始了。在主持人的寒暄与相关学者的评介后，王老师正式开始了他的演讲。演讲题目“此时无声胜有声”，与此前得到的信息一样。不过，内容却并非我曾臆想的感言之类，更确切地说，完全不是。如副标题“东亚文化交流模式”（「東洋的文化交流のスタイル」）所示，是一场单纯的学术报告。出于学习的目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用手机拍下了王老师当时使用的部分幻灯片。接下来，我就根据自己的回忆与照片，扼要梳理当日的演讲内容，并斗胆评论。为了保持行文中的客观性，论述中以演讲人指称王老师。

首先，通过王维的《渭城曲》与《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两首诗作，演讲人介绍了其研究的问题意识：“西出阳关”，一步之遥，何以如入异界，生此“无故人”之叹？“滔天无涯”、“经岁方达”的“海东之国”日本，反倒让诗人不觉陌生，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合情理的差异，使其在爬梳《经籍后传记》、《旧唐书·日本传》等史料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作为东西文明交流象征符号的丝绸，并不适用于中日乃至东亚区域的交流。如上述二种资料所示，后者间的交流更多体现在文化层面及其载体书籍上。尽管此前亦有学界颇为认可的“丝绸之路”、“海上丝路”等概念，但演讲人别立新概念“书籍之路”，以凸显东亚区域交流的特殊性。

接下来，演讲人从源头出发，从《扶桑略记》等图文资料所载607年小野妹子与三位中国僧人的戏剧性交流切入主题。小野一行遣隋使漂流至湖南衡山，“言语不同”，与操湖南口音的僧众“书地为语”进行交流，从而引出“千年笔谈史”的概念，为听众展示从隋唐到清末民初期间的笔谈资料。继而，又将视野从中日交流扩大至日欧文明相遇之初，介绍《铁炮记》中“大明儒生”以汉文笔谈手段为日欧交流牵线搭桥的情形。

在纵横介绍一系列笔谈素材之后，演讲人把话题引入理论思辨。他例举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重口语轻文字的观点，认为可姑且将笔谈这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命名为“无声的对话”（Silent dialogues）；演讲人以多种史料，如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梁启超与潘佩珠、新井白石与赵泰亿、杨文凤与石塚崔高等涉及中日、中越、日韩、琉球萨摩等国家或地区间的私人或官方的笔谈资料内容，展示“舌难传言笔能通”、“心事之谈多用笔话”的一面，阐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主题。

最后，在介绍了笔谈研究的现状以及有待挖掘的大量资料后，演讲人从“视觉与听觉”的辩证关系，对言文关系进行思考。

如上所述，与笔者所预期的获奖感言或治学体会不同，演讲人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日等东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类型。按着演讲人的构想，与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不同，这是一种更侧重于非物质层面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并非单向度的从中国到日本，或从日本到中国，呈现出中日韩越等国家或地区间的多元互动、文化环流。

演讲结束后，由早稻田大学的相关专家进行点评，并进入提问环节。评论与提问，主要围绕笔谈这种交流方式的当下及其未来性问题。演讲人机智幽默地以电子邮件等沟通方式，论述了文字等书面交流的生命力。

因为此前曾听过演讲人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笔谈研究课程，但还是觉得新信息大量涌来，明显地感觉到，演讲人在保持鲜明的问题意识、扎实的文献功底的基础上，近两三年来，其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哲学性思辨更深。演讲者以流利的日语侃侃而谈，看似漫不经心地漫谈，实是多年学术积淀的绽放。

时间有限，加以口拙，我没能在现场向王老师报告自己的收获与疑问，便不得不匆忙告别，直奔归阪的车站去了。回到大阪，便是不停的忙乱，始终无暇整理那天的笔记，直到今日。今早外出，虽然十多个小时圈在飞机上，但总算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一边翻阅照片，一边回想讲演内容，记录下自己的所得与疑惑。说是把真实的感想写给王老师，其实也是写给自己，让自己再次思考王老师苦心钻研并大力倡导的“书籍之路”、“东亚笔谈”等概念及其东亚文化交流问题，并思考作为后生晚辈，如何吸收消化学术先进们的研究成果，如何开展今后自己的相关研究。

我的疑问是，王老师所用的《扶桑略记》、《铁炮记》等材料，据我了解，皆属后出史料，应掺有后人杜撰或想象成份，虽有象征意义，但史料性价值不足。我们需不需要从实证的角度考察这些资料？另外，所谓东亚笔谈资料，基本上属于汉文中心，会不会让国外学者觉得，这样的研究是汉字文化霸权或文化优越感的体现？

 [日] 关西大学博士生 徐克伟

2015年11月2日